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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馆大学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园内的一组男生在练花式跳绳。
我早上进入学校大厅开会，他们在练，中午出了会议大厅他们还在练，似乎比孔夫子将一部《周易》读到“韦编三绝”
还要孜孜不倦。
同志社大学比较西化，校园里的学生，白的、黄的、黑的，斑驳陆离，服装洋派，体格也偏于壮硕，似乎每个人身上都有Mald和Coca-Cola的味道。
当然，在四所大学中，京都大学最著名，也最富国际影响。
比如，日本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就出自该校，此后，在日本迄今获诺奖的10位科学家中，京都大学占了5位。
据说，这所学校自创办之初就秉持独立自主之办学精神，学生学习多凭自觉自愿，即“有志者致学，无志者尽兴，各听其便，互不干扰”
。
关于这种自由或者散漫的校风，我骑车刚到校园外的学生宿舍区就有领教。
傍晚时分，宿舍区铺天盖地传来一片大号、小号等西洋乐器的轰鸣声，趋近一看，一座大楼的四面，分布着40多位鼓着腮帮子吹号的男女。
声音很壮观也很难听，吹号者很努力也很陶醉。
宿舍的周围则是乱糟糟的沙石和自行车东倒西歪的空地，在这种环境里吹洋号，倒也显出一种荒诞的奇趣。
临近校园大门，则开始出现各色各样的抗议标语和大字报。
一概字体硕大，笔力劲爆、笔画歪斜，显示出年轻人充满冲撞意志的**和愤怒。
校门口“京都大学”
的四字招牌，则几近被各种标语湮没，下面还放了一只高大而粗壮的汽油桶。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京都大学的后门位置。
这里有两根水泥立柱，柱上是否有校牌或学校的什么标志已不可分辨，因为它们已经被各种会议的海报和各种协会的招聘启事裹得严严实实了。
笔者去过国外的许多高校，但像京都大学这样学校的显要位置几乎悉数被愤怒青年占领的状况还不多见。
同时，和日本社会普遍的卫生、整洁相比，京都大学的“脏、乱、差”
也实属另类。
这是否正是它独特校风的反映？是否就是它获得诺贝尔奖的秘籍或必不可少的前期武装？显然，有主见的学生往往是要有判断力和创造性的，而这种创造力的获得，其前提则是表达的自由。
就我的走马观花而言，这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似乎也就是其自由学风的感性证明了。
而校园的脏乱差，则似乎也在证明伟大的智者都应以忽视外表、不修边幅为其特征。
大学，似乎永远存在着这种精英教育与公民教育之间的矛盾。
我向来极痛恨一所大学以获诺贝尔奖或其他什么奖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标准。
如此的结果，往往是半个世纪只培养出寥寥几个精英，却误了大多数学生的一生。
这种状况，在国内一些所谓“研究型大学”
同样存在。
比如，这些大学讲述自己的历史，往往对其产生的诸多大师、取得的诸多科研成就津津乐道，如数家珍，但事实上，社会真正大量需要的人才，并不是研究者，而是实践者；不是创新者，而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转者。
在其百余年间毕业的学生中，真正成为大师的连110000也不到，另外999910000的人则大多被所谓创新意识培养出了一身傲骨，却眼高手低，缺乏基本的生存技能。
于是，凤毛麟角者坐在华屋之下喝着咖啡做大师，大多数人在愤世嫉俗中潦倒一生，或者守着一个卖肉的铺子终老，也就成为当代精英教育最荒诞也最富悲剧色彩的奇观了。
如此，如何在精英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寻找平衡，如何既鼓励创新又接纳平庸，大概应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是否成功的真正标准，也是对其社会贡献的真正检验。
对此，京都大学需要反省，国内的所谓研究型大学也需要反省。
20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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