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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在译介和研究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早于中国，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大多数西学范畴首先被日本人翻译成了汉语。
因此，从20世纪初期开始，我国左翼知识分子就曾从日语翻译来转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开始译介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的作品，譬如城冢登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18]就被翻译成了中文。
但是，从整体上看，当时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工作还不够系统，缺乏目的性和问题意识。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复杂性，譬如学派林立、良莠不齐、写作风格晦涩难懂等；另一方面是由于作为引进一方的我们，可能在理论视野和知识积累上还很难对它做到全面的了解。
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种状况出现了重大的转变，这集中体现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上。
1.“广松哲学系列”
这一系列是以张一兵教授为首，由翻译专家彭曦等人所组成的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
翻译出版的。
到2009年6月为止，南京大学出版社“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已经出版了该中心翻译的广松涉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象化论的构图》、《事的世界观的前哨》三部著作；近期他们还要出版《唯物史观的原像》和《存在与意义》（两卷）；另外，据张一兵教授介绍，他们还准备翻译广松的《资本论的哲学》。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再能够将广松晚期的《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和早期的《恩格斯论》、《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翻译出版，中国读者基本上就可以读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广松哲学体系。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译介工作。
首先，它有明确的目的性，这就是尽可能地将广松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物象化论介绍过来。
前面提到，“市民社会论”
和“物象化论”
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取得的最重要的两项成果。
如果说“市民社会论”
主要是经济学家们的功绩，那么物象化论则主要是哲学家广松涉的功绩。
在20世纪60年代末，广松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马克思思想断代史理论，即“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化论逻辑”
[19]。
所谓异化（Entfremdung）是指人的创造物与人相对立、相异己的状态，其基本逻辑结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所谓物象化（Versag）则是指包括主客关系在内的主体间复杂的关系结构。
广松认为，异化论是巴黎时期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而物象化论则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关系态结构，属于马克思成熟的思想。
以《形态》为界，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着一个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转变。
这就是广松物象化论的基本内容。
在上面所列举的书目当中，《唯物史观的原像》、《物象化论的构图》、《资本论的哲学》、《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都属于广松物象化论的主著，由此看来，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
译介的重点是在物象化论上。
其次，它要把广松的文献学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
广松之所以在日本成名，除了他的物象化论以外，还得益于他的《形态》的文献学研究，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他采取与MEGA②不同的编辑方案出版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在唯物史观形成时期恩格斯占主导地位的假说”
。
2005年，该书以《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书名由彭曦翻译张一兵审订出版。
尽管该书出版以后，围绕该书的翻译出现了很大的争议[20]，但它毕竟使我国读者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学成果，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张一兵教授曾这样论及汉译广松版的意义：“我希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能看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的国外同行已经掌握的研究方式和持有的科学态度。
这对我们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可以不同意广松涉的具体观点，但是，我们十分有必要从广松涉及其文献版的研究上反省自己走过的和将走的道路。”
[21]据笔者所知，英国的卡弗等人也已经将它翻译成英文，但是至今还未有出版。
从这一事实来看，我国在对广松哲学的译介上，显然领先于英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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