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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些成果为他们在20世纪末从欧洲人手里夺走MEGA②第Ⅱ部门编辑权增添了砝码。
1984年，以大村泉等人为首，日本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协会”
[16]，开始为获得MEGA②编辑权做准备。
1998年1月6日以大谷贞之介为代表，日本正式成立了“日本MEGA编辑委员会”
，同年由大村等人组成的“仙台小组”
获得了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
第12卷和第13卷的编辑权。
现在，日本已有30多名专家分成6个小组参加了MEGA②的编辑工作。
其中，由他们编辑的第Ⅱ部门的最后几卷（第Ⅱ部门的第11、12、13卷）已经出版，为MEGA②第Ⅱ部门的完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之，由于对文献学的研究和对MEGA②编辑的直接参与，在他们中出现了一批掌握了MEGA②编辑知识的文献学专家，从而打破了欧洲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垄断权，这对于全世界研究者共享马克思的手稿，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不仅如此，由于掌握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和文献学的基本知识，还为他们进行原创性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迄今为止，他们不仅独立编排了《经济学笔记》、《形态》、《巴黎手稿》等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而且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进行了全面而又细致的解读。
早在20世纪60年代，《现代的理论》出版社就已经出版了一套系统的《解读马克思》丛书，而以单行本方式出版的经典研读著作更是多如牛毛。
日本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这些扎扎实实的专业性工作，不仅为本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而且还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因为，一个学科能否得到其他学科和国外同行的承认，从根本上还取决于它对大家共同的研究对象的解读水平。
3.“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
市民社会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的关键概念，其地位相当于我国前些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热炒的实践概念。
日本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选择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战后一部分日本学者曾对日本为什么会走向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进行过反省，他们认为这是由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人”
和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所致。
因此，丸山真男和南原繁等政治学家们以“大众社会”
概念来分析日本社会，试图通过培育“独立的个人”
来推行现代化；与此相对，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则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建构，完成日本从东方专制主义向市民社会过渡的任务。
第二，他们提出市民社会概念还是为了在实践上批判日本资本主义。
我们知道，20世纪60年代日本出现了高度成长的新迹象。
对于这种新迹象，日本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需要认识市民社会的合理因素，看到市民社会的积极意义以及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来揭示资本主义的过渡性本质，对资本主义进行内在的学理性批判，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只对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予以简单的否定。
第三，他们提出市民社会概念还是为了在理论上与传统的教条体系相对抗。
我们知道，所有、分工、交换和市民社会等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但是，在以苏联教科书为代表的教条体系中，这些概念并没有获得一席之地，相反倒是阶级斗争史观和生产力史观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
当然，强调阶级斗争和生产力的作用并不算错，但是如果缺少上述范畴，这些理论往往容易流于形式。
这样一种形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不仅与马克思的“原始像”
相去甚远，而且也无法应对迅速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现实。
因此，时代的发展也要求日本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作出全新的解释。
正是出于上述理论和实践上的需要，日本马克思主义挖掘出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特别是《大纲》中的市民社会概念。
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大纲》中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
学派。
该学派的形成可追溯到战前，“讲座派”
马克思主义就曾对市民社会问题进行过阐发，战前和战后两次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都涉及日本如何从亚细亚共同体过渡到市民社会的问题；战后，大冢久雄和高岛善哉等人通过让马克思与韦伯对话，内田义彦让马克思与斯密对话逐渐酝酿出一个以市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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