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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本，引起了轰动。
广松版以后，日本又陆续出现了服部文男版、涩谷正版、小林昌人版等。
[9]现在，世界上恐怕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有这么多独立于MEW（MarxEngelsWerke）和MEGA②的版本，由此也可见他们对马克思和文献学的“痴迷”
程度。
由于他们的出色工作，2007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IMS）又将MEGA②第Ⅰ部门第5卷即《形态》卷版的编辑权交给日本MEGA编委会，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将会看到一部带有日本特色的MEGA②第Ⅰ部门第5卷。
广松版的出版使日本掀起了一场从原始手稿出发去研究《形态》的**。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包括广松在内，一些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诸如花崎皋平、望月清司、细谷昂、坂间真人、重田晃一等人纷纷发表了关于《形态》的研究成果，1992年岩佐茂等人又编辑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一书，从而使日本在对《形态》内容的研究上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3）《大纲》的文献学研究。
与《手稿》和《形态》不同，日本对《大纲》的研究并不是从文献学，或者说从重新编排《大纲》手稿开始的。
但是，日本仍然不失为《大纲》研究最为发达的国家。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具体的例子：望月清司提出了一个“《各种形式》的文献学问题”
，即从文献学上证明《各种形式》不是狭隘的“共同体的三种形式”
理论，而是“由两个原始积累理论夹着共同体理论的三明治形状”
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
[10]内田弘提出了一个《大纲》的“划分问题”
，即现行的《大纲》以第Ⅱ笔记本的第7页为界来划分《货币章》和《资本章》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第Ⅱ笔记本的第12页中间的横线为界。
[11]这些文献学成果对于我们理解《大纲》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文献学研究成果相比，更重要的是日本对《大纲》地位的独特认识。
过去，人们一般仅仅将《大纲》看成是《资本论》的草稿，从《资本论》角度将《大纲》解释成一种“经济原论”
。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曾试图突破这一解释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直到60年代中期，由平田清明、内田弘、山田锐夫等人提出了一个“中期马克思”
概念，这一解释框架才遭到了彻底的颠覆。
他们不再将《大纲》看成是附属于《资本论》的手稿，相反将它看成是连接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同时，他们不再仅仅从经济学角度，而是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重角度来研究《大纲》，由此而产生了一大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
譬如，“大冢史学”
、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环的结束”
和“个体所有制”
问题、望月清司的“历史理论”
、内田弘的“自由时间理论”
、森田桐郎的“物质代谢理论”
等。
[12]这些成果，无论是在解读的严密性还是在思想深度上都要比西方的《大纲》研究，譬如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内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3]出色得多。
（4）《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献学研究。
日本关于《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马克思手稿的研究也始于20世纪60年代。
佐藤金三郎和杉原四郎等是最早的一批《资本论》手稿的文献学专家[14]，后来又出现了大谷贞之介、田中菊次、早坂启造、市原健志、大村泉和宫川彰等一批新的专家，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前赴后继地去莫斯科和阿姆斯特丹，孜孜不倦地阅读手稿并搜集有关手稿的资料，进入到90年代，他们的研究已经大大超过原有的框架，涉及诸如《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
、晚期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对第2卷和第3卷手稿的编辑是否合理、《剩余价值学说史》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编辑问题等，出现了一批颇有价值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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