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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人们对日本的认知相反，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非是一种不关心现实的纯粹的学术研究，相反他们的研究具有丰富和敏锐的时代感觉。
他们不仅深谙马克思的文本，还能够将马克思的理论应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来。
试想一下，在受到日本国家意识形态打压的情况下，如果日本马克思主义不能对当今的社会问题作出强有力的思想回应，它是不可能长期以来占据日本思想界的主流地位的。
那种宣称日本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
、没有“创造性”
的做法大多是缘于自己的无知与偏见。
实际上也正是考虑到“时代感觉”
这一点，我才没有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狭隘地定义为“日本马克思学”
，而是使用了“日本马克思主义”
这一涵盖面更为广阔的名称。
总之，“学术性”
、“综合性”
、“时代感觉”
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下面我想以两个具体的例子，即（1）日本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的文献学研究、（2）“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
的研究对上述特点再作一些说明。
前者主要是为了说明它的“学术性”
；而后者则主要是为了说明它的“综合性”
和“时代感觉”
。
2.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学研究
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大多是以手稿的形式遗留下来的，因此对马克思的研究就必然包括了如何编排手稿和如何解读手稿等文献学问题。
这一问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手稿》、《形态》、《大纲》和《资本论》的手稿当中。
而日本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在这四部最重要的手稿的文献学研究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1）《手稿》的文献学研究。
由于受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手稿》研究往往是从哲学角度进行的，其核心在于对人道主义异化论的评价。
但是，从6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的《手稿》研究出现了两个新气象：第一，杉原四郎和重田晃一在1962年根据MEGA①编辑出版了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所作的《经济学笔记》，它的出版给《手稿》研究带来了重大转变，即要把《经济学笔记》与《手稿》结合起来，对《手稿》的研究离不开《经济学笔记》；第二，苏联的拉宾和中川弘、山中隆次、服部文男等人对《手稿》的文献学研究，使日本学界逐渐确立起了一个将《穆勒评注》置于《第一手稿》与《第二手稿》之间这样一个对《巴黎手稿》写作顺序的共识。
[4]这两个新气象都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营造的，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异化论，或者说将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研究早期马克思成为日本《手稿》研究的主流，由此而产生了一批重要的研究著作。
[5]2005年，山中隆次出版了一个有别于MEGA②（ZweiteMarxEausgabe，1975～；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的新版《巴黎手稿》[6]。
在这个新版本中，他不仅把《穆勒评注》也编入了《手稿》，而且其编排采取了《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和《第三手稿》这样的顺序。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建立在拉宾考证顺序基础上的版本，该书代表了日本学界独立编排《巴黎手稿》的最高水平。
（2）《形态》的文献学研究。
早在1965年，广松就在季刊《唯物论研究》上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上的问题”
的论文，开创了日本研究《形态》文献学的先河。
这篇论文详细地分析了《形态》手稿的内在构造以及梁赞诺夫和阿多拉茨基版的缺点，得出了阿多拉茨基版“事实上等于伪书”
[7]的著名结论。
1974年广松出版了独自编排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8]，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把原始手稿以及修改过程等直接印在正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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