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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学校教育学讲义（初稿）》，江西教育出版社，1962。
《教育学讲义（试用本）》，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教育学》，1962、1963。
刘佛年：《教育学提纲（初稿）》，1962年第1次印刷；《教育学（讨论稿）》，1963年第2次印刷；《教育学（讨论稿）》，1963年第3次印刷；《教育学（讨论稿）》，1964年第4次印刷。
①
北京市教育局师范教材编写组：《教育学》，北京师范学校试用课本，1972年6月印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短训班：《教育学专题（内部使用、征求意见稿）》，1976年3月印行。
在上述教育学教材中，最富有典型性且产生重要历史作用的，是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
1961年4月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学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确定由刘佛年主编《教育学》。
1961年8月，周扬还专门对编写组初步讨论、整理的《教育学提纲（初稿）》提了意见。
他先就政策与理论、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统一、史论结合、正反面问题、共性与特殊性等一般问题提了意见，然后逐章提出建议。
他认为，应以探索特殊规律为主，但不能忽视共同规律；要历史地看问题，并把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结合起来；教科书应以正面论述为主，要注意教育学的学科特点。
剖析这本教材（重印前的讨论稿），不难看出它有如下特点：
第一，清除了1958年以后一段时间内流行的否定教育有共同规律的观点和以教育方针政策代替教育理论的极左观点，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教育学的基础知识，对教育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教育中的两个基本规律问题（即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和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教学过程与思想教育过程的规律问题，都一一进行了论述。
第二，克服了1958年以前学习苏联教育学时的教条主义倾向，吸取了外国（主要是苏联）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并注意到结合中国实际，反映了我国教育学由引进到逐步结合中国实际的发展过程。
第三，贯彻了中央制定的几个大、中、小学工作条例，概括了20世纪50年代中小学教育工作的主要经验，如德才兼备、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培养目标；以教学为主，全面安排的学校工作方针；教学中既重视基础知识教学，又重视基本技能训练，既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等。
第四，教材的章节安排和内容表述，在一定范围内突破了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四大块的框架①，初步体现了自己的特色。
上述特点表明，这本书对理论与实际、论与史、古与今、中与外等方面的关系都做了就当时而言可能达到的比较全面的考虑和妥善的处理。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本书以提高理论水平为方法论，力求从“政策汇编”
与“工作手册”
式的教育学模式下解脱出来，力图以“古今中外法”
为方法论原则，但所表述的体系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后期教育折中的产物，因而它的体系以及它在对集体教育规律表述方面的成就，远不如其方法论重要。
②60年代上半期，中国社会与教育状况相当复杂。
当时，中国教育工作针对1958年“教育大革命”
引起的混乱，出现变相回到50年代中期的动向，但随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形式下，又出现了对50年代中期教育工作更为激烈的批判，把“教条主义”
帽子换为“修正主义”
帽子，中国教育走向更严重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该书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些时代痕迹。
诚如该书1979年版的“前言”
中指出的那样，该书对许多教育问题的阐述，“往往只从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去说明原因，而没有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去寻找联系”
，在表述上，“从概念、从方针政策出发多，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少”
①。
这本书尚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
然而，此书毕竟在当年教育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开了一步，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风风雨雨后我国教育学重建所达到的成就。
它说明，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已能“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总结本国教育经验，吸取外国的研究成果。
编写出了初步联系中国实际、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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