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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与教育学重建密切相关，当时的报刊上曾对新中国教育学中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公开的学术讨论，以期有所突破，找出规律，指导工作。
有关教育学问题的学术讨论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红”
与“专”
的关系、教学竞赛、过渡时期教育的性质④、教学中的师生关系、教学中的理论与实际联系问题、美育、循序渐进原则、启发式教学、量力性原则等。
这些论题所涉及的范围较广，有较强的实践性。
从讨论规模来看，有的论题（如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参与讨论的人数规模较大，讨论持续时间较长，参与讨论的人员除教育理论工作者以外，还有教育实际工作者（包括教育行政人员、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学生以及非从事教育实际工作的人。
这些讨论活跃了学术气氛，对于当时教育学中国化的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和作用。
当时我国学者编写的《教育学》实际上已反映了这些讨论的成果。
当然，这些学术问题的讨论，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进行的讨论，是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情况下进行的。
因此，有些问题名为讨论，实则批判，不少学术问题的论争目的往往不在于搞清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而在于搞清楚政治思想问题，有些问题的讨论习惯性地与当时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使学术之争由学术讨论始而以政治定性告终。
上述讨论的许多问题虽然是从教育实践中提出来的，争论双方都力图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去阐述，但并没有带来教育理论的突破性进展。
2.外国教育史的重建
同教育学一样，1949年后我国外国教育史的建设，也是始于引进和学习苏联的教育史教材。
苏联的教育史教材和论著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考察人类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遗产问题，并取得了某些成就。
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教育论著和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柯、加里宁等教育家的著作被翻译出版，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苏联教育理论武装了我国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的重建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通过学习苏联的教育史教材和论著，我国的外国教育史教师和科研队伍得到了培养。
在此基础上，我国自编的外国教育史教材和论著开始印行或出版。
主要有以下8本：
毛礼锐、张鸣岐：《古代中世纪世界教育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戴本博：《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史教研室：《外国教育史讲义》，年份不详。
南京师院和河南师院：《世界教育史》，年份不详。
任宝祥：《外国教育史提要》（学前教育专业用），西南师院教育系教育史教研组，1958。
张安国：《教育史》，湖南师院，年份不详。
曹孚：《外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罗炳之：《外国教育史（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
与此同时，有关报刊还发表了不少由我国学者撰写的有关柏拉图、夸美纽斯、乌申斯基、马卡连柯和克鲁普斯卡娅等外国教育家思想的论文。
1957年，我国还热烈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纪念世界文化名人、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号召，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科学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中国作家协会五家单位联合举行了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伟大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教育论著全集》出版三百周年纪念会；各地报刊发表文章介绍夸美纽斯的生平、教育思想及论著;师范院校组织专题报告；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夸美纽斯的教育论著《大教学论》。
新中国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已在这时起步。
然而，由于反“右”
斗争的扩大化，特别是“教育大革命”
期间一系列思想、学术领域的批评，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受到严重挫折，几乎中断。
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1—1964年，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出现了一个小**，开始了新中国的外国教育史教材建设。
1961年4月的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及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确定了外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任务。
这一任务由曹孚承担。
曹孚根据有关方面的指示精神，先据麦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和康斯坦丁诺夫等的《教育史》编出了一部“借用”
教材，以应高等师范学校教学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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