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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研究中国教育的实践，不但是教育学“中国化”
的内容，而且是教育学“中国化”
的条件。
在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同时在创造这两个条件的过程中，才能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才能够使教育学“中国化”
。
第四，中国教育的历史实践，尤其是中国教育的当前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加以概括。
而且这些历史的、当前的教育实践，都是和我们民族特点与历史条件相联系的。
我们只有善于就自己教育的民族特点和历史条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的普遍真理，才能作正确的“结合”
，才能使教育学“中国化”
走上正确的道路。
第五，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它的产儿就是新中国的教育学。
从这一阶段教育学者对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思考来看，其思考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克服学习苏联教育学中的教条主义；二是继承中国的历史与实践的教育经验。
2.教育学方针政策提出教育学中国化
1956年7月号《人民教育》发表文章《略论教育科学中的百家争鸣》指出，“凯洛夫《教育学》也就是总结这一时期（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验所得的结果”
，“对于苏联的教育学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
。
但是，对于苏联教育学有不同意见并无否定其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的权威地位之意，反对的只是学习中的教条主义。
195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宣传部门有关人士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有评论，大致是：它是一本“社会主义”
的教育学，其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
，即“九个指头”
是好的。
采用凯洛夫主编《教育学》的好处是代替了杜威教育理论，坏处是教条主义严重。
同年6月，又指出凯洛夫《教育学》从反对“教育即生活”
走向另一极端，强调基础课，却不注意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特别是忽视了党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被否定了的那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指所谓“大陆派”
的教育思想）复活了，如学生不能批评教师、课堂教学是唯一的教学组织形式等。
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教育工作在一定时期内，曾经犯过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并把这种“错误”
的性质定为“资产阶级教育工作方针”
。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教育经验政策汇编式”
的“教育学”
，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编写出来的。
3.《教育学》教材编写实践教育学中国化
1955年夏，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高等师范教育学教学大纲的讨论会，明确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
。
以此为契机，新中国“教育学”
教材的编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对学习苏联教育学中的教条主义展开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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