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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钱俊瑞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而作的论文《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
接着《人民教育》以这篇文章为代社论；《新华月报》在转载时加了“编者按”
:“这篇论文对毛主席教育思想的特点、内容做了系统的介绍和阐述。
我们号召全国教育工作者研究和讨论这篇文章，以便在毛主席教育思想基础上逐步建立新中国的教育科学。”
也许可以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学中国化的早期信息。
从某种角度说，新中国教育学中国化的确立是从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学习进行反思入手的。
这种确立最初的本意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学。
1.教育学学者提出教育学中国化
1957年7月号的《人民教育》发表了《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的笔谈。
在这一笔谈中，华东师范大学的张文郁先生明确地提出了“教育学的中国化”
问题。
他说：“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方向，最迫切的是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
教育学中国化，是解决存在于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偏向的关键。
我并不否认学习苏维埃教育学的重要，但是认苏联而不能结合中国教育实践的教育论著，这实际价值就不很高了。
有些论著，套用了苏联的教育理论加进一些中国的实际材料，这样也是不能满足广大的教育工作者的实际需要。
中国教育学的方法基础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也要吸取苏维埃教育学的成就。
但是，对于中国各个时期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遗产，不应当完全抛弃，而应当批判地继承。
在教育学中不仅能够引用夸美纽斯、马卡连柯等人的材料，而且也有孔仲尼、陶行知等人的材料……在教育学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总结教学和教育工作的先进经验是丰富教育科学内容的重要一环。”
在这里，张文郁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学习苏联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并且提出了要实现教育学的中国化，应当借鉴中外教育史的思想精华与总结当代我国教育的先进经验等重要观点。
大约与张文郁同时，曹孚在1957年6月号的《新建设》上发表了《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
他在这一篇文章中虽没有像张文郁那样提出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但是在思想的基本旨向上如出一辙。
曹孚提出，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可以而且应该从过去的教育学与教育思想中吸取与继承一些东西。
资产阶级教育学即使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至少也算得上是一门学问，我们可从资产阶级教育中吸取与改造的东西要多过于我们从资产阶级哲学与经济学方面所吸取与改造的。
他们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学习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并提出了继承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切有价值思想遗产的观点。
他们的反思是有客观针对性的，指出了当时教育学中国化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这对破除人们思想中的教条主义坚冰，开辟教育学中国化的新航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但这种认识后来遭到了批评。
瞿葆奎最早对教育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反思和阐释。
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教育学“中国化”
问题》一文中，他最早对“教育学中国化”
这一概念的含义进行了辨析。
他的基本观点是，教育学的中国化从内容上来说就是苏维埃教育学或马列主义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
具体来讲，教育学“中国化”
至少应包含以下几点：第一，教育学“中国化”
，首先要求我们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年青一代共产主义教育的学说，要求我们认真地学习苏维埃教育学。
第二，教育学“中国化”
的第二个内容，是要求我们认真地研究中国教育的实践。
中国教育的实践，是指我国教育的历史实践和我国教育的当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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