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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且已设立的职业学校，因不能维持而日益减少，几等于零了。
兼以当时的社会仍未脱离科举的思想，以进小学、中学、大学，比为中秀才、举人、进士，考普通中学的人多，设普通中学的也多；政府无严格限制的办法，复未予以严格监督，于是凡中学几皆设高中，把中学水准都降低了，这是起草教育新制时所始料不及的。
台湾国民学校的基础广大，超过大陆，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设备的规模也比大陆高明得多；台大和三个省立学院的教授，尤属人才济济。
在我看来，目前的教育与五十年前我们受教育的时代比起来，已经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陈雪屏厅长：投考的人数与录取的名额，相差很远，其最大的原因，是一个学生投考几个学校。
假如把整个投考的人数与录取的作一个比例，相差并不太远。
譬如今年高中毕业的学生六千四百多人，加上去年没有升学的，以及已经就业，或已就读于别的专科学校如行政专科学校，又以高中文凭来投考的，一共九千多人，不到一万。
而录取的两千多人，加上军事学校一千九百人，还有国防医学院招考了一些人，一共约四千人，以过去大陆来比较，台湾学生今天升学的机会好得多了。
另一方面，看看录取学生的成绩。
前年工学院录取的学生平均二十六分。
这样的成绩来学工科，是不是很好的现象？所以应该提高程度，决定提高到平均四十分。
今年台湾大学，就是以这个标准来录取。
又从今年招生考试的情形来看，有一个很可虑的现象。
也是今后高等教育很可虑的一个现象。
就是国文、英文、历史程度好的，不是投考文学院的学生，而是投考工学院、理学院的学生。
文理学院还有几系，只有几十个人投考，程度很差，没有法子录取。
又台大农学院投考的学生，如照工学院的标准，只能录取八人，从宽才录取二十六人。
台湾需要学农学的人，而且学农的人出国的机会很多，可是只能勉强录取二十六人，这种现象，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能纠正得过来。
胡适之先生：我在北大二十年，前后参加办理学生入学考试，由出题阅卷至放榜，不下十三四次之多，对学生投考情形，颇为了解。
大概考理学院的平均四人取一，考文学院的八人取一，考法学院的十二人取一。
顶好的是考理工科，因为须数学程度好，次一点的考文学院，这些人多从家庭或教师中得到良好的国英文基础教育，考法学院的人最多，认为考政治、经济、法律，人人可以尝试。
外国的情形也是如此，程度顶好的学生选工科，现在工科里最时髦的是航空工程，其次是物理，物理中最时髦的是原子能。
这种现象，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纠正？我个人觉得只有希望教育的领导人多方面向青年们开导，使他们明了选择专门学科与将来的职业是一件事，选科与将来的职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社会的需要，一个是我配干什么？这两个标准中，第二个标准比第一个更重要，因为社会的需要是跟着时代变迁的，过去社会的职业普通多说三百六十行，现在的社会职业恐怕三千六百行、三万六千行都不止了，需要航空工程，需要原子能，也需要诗人、戏剧家、哲学家；做马桶、开水沟的卫生工程，也不可少。
而个人兴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只有一行，天才高的最多不过二三行，怎能样样都能适合社会的需要呢？如果为了迎合社会需要，放弃个人兴之所近，成功的往往很少，故“社会需要”
的标准应在其次，个人兴之所近，力之所能最重要。
青年学生在选择学科时，切不要太迁就社会需要。
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一个缺点，便是必修科太多，选修科太少。
大学里应该提倡选修科，使青年学生们可以自由挑选。
历史上有很多明显的例子，如西洋新科学的老祖宗伽利略，他的父亲是个数学家，因当时数学不得用，不喜欢伽利略学数学，要他学医。
可是伽利略对于医学并不感兴趣，许多朋友见他的绘画很好，认为他有美术素养，多劝他学美术。
当他正要改系的时候，某日偶在校内专为公爵们补习几何学的补习班里，偷听了一两个钟头的几何学，觉得大有兴趣，于是不学医、不学画而专学他父亲不要他学的数学。
结果，伽利略成了新天文学、新物理学的老祖宗。
选修科就有这样的好处！
选修科等于探险，在座的董作宾先生是世界有名的考古学家，假使你在探险中偶然听了董先生的课，而对考古学发生了兴趣，你就可能成了董作宾先生的一个好徒弟。
所以，教育的领导人应该教青年学生明了选择学科要注意两个标准：社会的需要和你能干什么？尤其要减少必修科，使青年学生可以有余力去作各种的试探，这样也许可以挽救偏枯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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