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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在民国十五年到欧洲去的时候的副作用，就是要去找没有经过北宋人涂改过的真正的佛教史料。
因为我过去搜集这些材料时，就知道有一部分材料在日本，另一部分也许还在敦煌石室里面保存。
为什么呢？方才讲过，敦煌的卷子，是从五世纪起到十一世纪的东西。
这六百多年恰巧包括我要找的时期，且在北宋人涂改史料以前；而石室里的材料，又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佛教材料。
所以我要到伦敦、巴黎去，要找新的关于佛教的史料，要找神会和尚有没有留了什么东西在敦煌石室书库里面。
这就是我方才说的副作用。
到了英国，先看看大英博物院，头一天一进门就看见一个正在展览的长卷子，就是我要找的有关材料。
后来又继续找了不少。
我到法国的时候，傅斯年先生听说我在巴黎，也从德国柏林赶来。
我们两个人同住一个地方，白天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看敦煌的卷子，晚上到中国馆子吃饭，夜间每每谈到一两点钟。
现在回忆起当时一段生活，实在是很值得纪念的。
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不到三天，就看见一段没有标题的卷子。
我一看，知道我要的材料找到了；那就是神会的语录，他所说的话和所作的事。
卷子里面常提到“会”
；虽然那还是没有人知道过，我一看就知道是神会，我走了一万多里路，从西伯利亚到欧洲，要找禅宗的材料；到巴黎不到三天就找到了。
过了几天，又发现较短的卷子，毫无疑义的又是与神会有关的。
后来我回到英国，住了较长的时期，又发现一个与神会有关的卷子。
此外还有与那时候的禅宗有关系的许多材料。
我都照了像带回国来。
四年之后，我在上海把它整理出版，题为《神会和尚遗集》。
我又为神会和尚写了一万多字的传记。
这就是中国禅宗北伐的领袖神会和尚的了不得的材料。
我在巴黎发现这些材料的时候，傅先生很高兴。
我所以举上面这个例子，目的是在说明材料的重要。
以后我还要讲一点同类的故事——加添新材料的故事。
我们用敦煌石室的史料来重新撰写了禅宗的历史，可以说是考据禅宗最重要的一段。
这也是世界所公认的。
现在有法国的哲学家把我发现后印出来的书全部译成法文，又拿巴黎的原本与我编的校看一次。
美国也有人专研究这一题目，并且也预备把这些材料译成英文。
因为这些材料至少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是新的材料，可以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使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人得一个新的认识。
就在那一年冬天，傅孟真先生从德国回到中国；回国不久，就往广东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后来又应蔡孑民先生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不久，在《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一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找材料的人，所以他那篇文章特别注重材料的重要。
这里面有几点是在他死后他的朋友们所常常引用的。
他讲到中国三百多年的历史学、语言学的考据，与古韵古音的考据，从顾亭林、阎百诗这两个开山大师起，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
在这三百多年当中，既然已经有人替我们开了一个新纪元，为什么到现在还这样倒霉呢？傅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三个最精辟的解答：
一、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直接研究材料，只能间接研究材料的，或是研究前人所研究的材料或只能研究前人所创造的材料系统的就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或扩张他的研究材料的便进步；凡不能扩张他的材料的便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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