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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杜鲁门一定失败，杜威一定成功。
到了选举的时候，杜鲁门拿到总投票百分之五十点四，获得了胜利。
被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最精密的测验方法，竟告不灵；弄得民意测验研究所的人，大家面红耳赤，简直不敢见人，几乎把方法的基础都毁掉了。
许多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统计学的朋友说，不要因为失败，就否认方法；这并不是方法错了，是用方法人不小心，缺乏自觉的批评和自觉的检讨。
今天美国大选，所有民意测验机构都不敢预言谁能得胜了；除了我们平时不挂“民意测验”
“科学方法”
的招牌的人随便谈的时候还敢说“我相信艾森豪（艾森豪威尔）会得胜”
外，连报纸专栏作家和社论专家都不敢预言，都说今年大选很不容易推测。
结果，艾森豪（艾森豪威尔）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空前多数。
为什么他们的测验含有这样的错误呢？他们是向每一个区域，每一类投票权的人征询意见，把所得到的结果发表出来。
比方今年，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赞成共和党艾森豪（艾森豪威尔），百分之四十七赞成民主党史蒂文生，还有百分之四没有意见。
一九四八年的选举，百分之五十点四便可以胜利——其实百分之五十点一就够了，百分之五十点零零一也可以胜利。
所以这百分之四没有表示意见的人，关系很大的。
在投票之前，他们不表示意见，当投票的时候，就得表示意见了。
到了这个时候，不说百分之一，就是千分之一也可以影响全局。
没有计算到这里面的变化，就容易错误了。
以社会科学最精密的统计方法，尚且有漏洞，那么，在文史的科学上面，除了考古学用实物做证据以及很严格的历史研究之外，普通没有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没有严格的自己批评自己的人，便往往把方法看得太不严格，用得太松懈了。
有一个我平常最不喜欢举的例子，今天我要举出来简单的说一说。
社会上常常笑我，报纸上常常挖苦我的题目，就是《水经注》的案子。
为什么我发了疯，花了五年多的工夫去研究《水经注》这个问题呢？我得声明，我不是研究《水经注》本身。
我是重审一百多年的《水经注》的案子。
我花五年的工夫来审这件案子，因为一百多年来，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如山西的张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杨守敬和作了许多地理学说为现代学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国维以及江苏的孟森，他们都说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纪享有盛名的考古学者、我的老乡戴先生是个贼，都说他的《水经注》的工作是偷了宁波全祖望、杭州赵一清两个人的《水经注》的工作的。
说人家作贼，是一件大事，是很严重的一件刑事控诉。
假如我的老乡还活着的话，他一定要提出反驳，替自己辩白。
但是他是一七七七年死的，到现在已经死了一百七十五年，骨头都烂掉了，没有法子再跑回来替自己辩护。
而这一班大学者，用大学者的威权，你提出一些证据，他提出一些证据，一百多年来不断的提出证据——其实都不是靠得住的证据——后来积非成是，就把我这位老乡压倒了，还加上很大的罪名，说他做贼，说他偷人家的书来作自己的书。
一般读书的人，都被他们的大名吓倒了，都相信他们的“考据”
，也就认为戴震偷人的书，已成定论，无可疑了。
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点闲工夫，想到这一位老乡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难道他是贼吗？我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几个人提出的一大堆证据拿来审查，提出了初步的报告。
后来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材料太多，应该再审查。
一审就审了五年多，才把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这一百多年的许多有名的学者，原来都是糊涂的考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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