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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中国的科学理想与目标，而没有科学方法，无从着手。
中国从来的学术是：一、人事的，没有物理与自然的解释；二、文字上的解释，而无物据。
所以有理想，不能有所发展。
如王阳明和一个姓钱的研究格物，钱氏对着一根柱子坐了三天，毫无所获；王阳明自己对坐了七天，也是一样，于是很幽默地说，圣贤是做不成了，因为没有那么大的气力来格物了。
这个笑话可以证明当时有科学目标与理想，而没有方法。
这完全不同于西洋。
从埃及、希腊，就和自然界接触。
亚里斯多德于研究论理之外，自己采集动植物的标本做解剖实验；而孔夫子不过是读《诗》而知鸟名罢了。
中国没有这样的背景，仅能像王阳明对柱而坐了。
程子、朱子感到这种格物办不通，就缩小了物的范围，由无所不包缩小到三件事：一、读书穷理；二、上论古人；三、对人接物。
朱子以后，就丢弃了大规模的格物，而缩小到读书穷理也仅是读古经书了，所以士大夫就拿格物方法来研究古书了。
至于程、朱格物的背景，我想，那时候没有自然科学，大概是由于科学时代，于做文章之外，还须研究“判”
。
考试的时候，拿几种案件：甲如何、乙如何、丙又如何，由士子判断是非，这样，必须多少有法律的训练。
《程明道行状》中记载着，他做县尉的时候，有听讼的训练，有今日的法官、律师、侦探的天才，从刑名之学得到找证据的方法。
考、据、证、例、比等等，全为法律上的名词，这方面的训练，在朱熹亦是有的。
朱熹亦是一个考据家，他三十岁的时候，校勘了一册《语录》，用三种抄本和一种刻本，他发现刻本中多了百余条，其中五十多条是假的，就删去了。
到他三十八岁的时候，找到了证据，就写了一篇跋，说明他的删掉的理由。
他的注书也极审慎。
他主张研究古书须学法家的深刻，才能穷究得进。
他自己说，他的长处没有别的，就是肯用功。
考证也是用法律方法，研究了一件，再研究一件。
不曾精细研究一本书，而牵引了许多别的，是一件错误。
他还有许多故事，可以证明他是受了法律的影响。
他做福建同安县主簿，知漳州，处理案件，是和考证一样的。
简括起来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的环境，士大夫与外边无由接近，幸有刑名之学，与法律相近。
科举时考“判”
，做官时判案，尤须人证物证。
拿这种判案方法应用在判别古书真伪、旧说是非，加以格物致知之哲学影响，而为三百年来考证学之来历，故纯为国货。
考证学不会来自西洋的。
将来有研究天主教耶稣会教士东来的历史专家提出新证据，我当再来辅仁大学取消我今天的话。
天主教研究神学，有一很好的习惯，就是凡立一新说，必推一反对论者与之驳辩，此反对论者称做“魔鬼的辩护师”
。
今天，我就做了一次“魔鬼的辩护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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