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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例如，单就20世纪我国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译本来说，总数达两千多种。
假如每一种译本都要讲一通，面面俱到，那翻译文学史将写个没完没了。
任何历史研究著作都要对研究对象去芜存精、区分主次、甄别轻重、恰当定位。
翻译文学史首先应该是名作名译的历史。
而对于非名作、非名译，把它们作为一种翻译文学史上的一般“现象”
来看待就可以了。
一般地说，译本的历史地位，是由三个条件来决定的。
第一，原作是名家名作，这是决定译本地位的先决条件。
几乎所有的名家名作的译本都值得翻译史来关注。
但也有特殊情况，如有的原作在原作者的国内并不被重视，而译本却在翻译国有重大影响，如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著作《苦闷的象征》就是这种情况，对此我们的翻译文学史也要高度重视。
第二，译者是名家，是决定译本历史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一个译者之所以被认为是著名的翻译家，首先在于他对翻译选题的把握准确可靠，其次是翻译质量的可靠。
而翻译家的地位，也正是靠不断地、高质量地翻译名家名作来奠定的。
第三，在名家名作名译当中，首译本又特别的重要。
首译，就意味着填补了空白，而填补空白本身就有其历史意义。
当然，这并不是说复译本不重要。
但从填补空白的意义上说，复译本不可能取代首译本。
选材的取舍问题解决后，接下去就是怎样利用这些材料，来表达文学史作者的学术见解了。
我认为，翻译文学史作者的学术见解，或者说翻译文学史应该解决和应该回答的主要是如下的四个问题：一、为什么要译？二、译的是什么？三、译得怎样？四、译本有何反响？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译？这也就是选题动机的问题。
在翻译家的整个翻译活动过程中，选题是第一步。
在众多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中，为什么要选这个作家而不选那个作家，为什么要选这个作品而不选那个作品？这当中，有翻译家对选题对象的认识与判断，有翻译家的思想倾向、审美趣味在起作用，同时也受到翻译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出版走向等因素的制约。
一部翻译文学史，应该注意交代和分析翻译选题的成因，应该站在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史的高度，站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高度，在选题的分析中，见出翻译家的主体性，见出我国在接受外国文学的过程中某些规律性的特征。
第二个问题：译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要求恰如其分地介绍和分析翻译的对象文本——原作。
翻译文学史对原作的介绍和分析，本身是为着说明、阐释原作，这是外国文学史的核心内容，因而可以展开来写。
而翻译文学史对原作的介绍和分析，是在原作如何被转化为译作这一独特的立场上进行的。
第三个问题：译得怎么样？就是要对译本进行分析和判断。
这就首先要涉及语言技巧的层面。
一个译本的成功，最基本的是在语言技巧方面少出问题。
翻译文学史应该对那些重要的译本，进行个案解剖。
必要时，可有针对性地进行原文与译文的对照分析；如果有不同的译本，可将不同的译本作比较分析，指出译文的特色和优劣。
不过应该注意，翻译文学史不是翻译教程，它不必、也不可能对所有重要译本都做语言层面上的分析，否则就使翻译文学史变成了翻译技巧的讲义。
在进行语言层面的分析评论时，要有历史感。
从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翻译文学的译语的变化，与现代汉语的逐步成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翻译文学不断输入着外国的句法、词汇及修辞方法，推动了汉语的现代化。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现在看来是不通的、别扭的译文，如当年鲁迅、周作人从日文“直译”
过来的译文，都包含了他们借鉴外国语言来改良汉语的良苦用心。
我们不能用今天业已成熟了的现代汉语的标准，予以贬低，而必须承认其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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