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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更是主张“创作家及翻译家极该大胆把欧化文法使用”
[34]。
鲁迅与瞿秋白在1931年关于翻译的通信中也指出：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词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
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
[35]
面对白话语言的不精密，改革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引进外来的语言营养。
鲁迅认为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
他虽不主张全面欧化，但他肯定翻译文学是改造白话语言的重要一途，“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
。
[36]
瞿秋白在与鲁迅关于翻译问题的通信中，这样写道：
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
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贫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
中国的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的“姿势语”
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语”
。
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
……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
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
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
[37]
瞿秋白也把翻译看成是改造白话文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但却不能够接受鲁迅所说的以“不顺”
的直译语言输入新的词汇和句法，“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
，“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话原来有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方面去。
这是在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口头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结果。
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语。”
[38]他主张向大众口头语吸收营养的观点，反对“五四式新文言”
，不赞成彻底的欧化。
后来的翻译家从语言的审美表现力的角度，在中外语言的对比中，指出了白话文的不足。
例如，翻译家傅雷在1951年致林以亮的一封信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问题：
白话文跟外国语文，在丰富、变化上面差得太远。
文言在这一点上比白话就占便宜。
周作人说过：“倘用骈散错杂的文言译出，成绩可比较有把握：译文既顺眼，原文意义亦不距离过远”
，这是极有见地的说法。
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能胡来，词汇也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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