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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出版”
之类，均为日本新名词，可谓触目皆是。
这种语言已经很接近现代白话文了。
施蛰存先生在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所写的导言中说：
外国文学的白话文译本，愈出愈多，译手也日渐在扩大，据以译述的原本有各种不同的语文，在潜移默化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白话文。
它没有译者方言乡音影响，语法结构和辞气有一些外国语迹象。
译手虽然各有自己的语文风格，但从总体来看，它已不是传统小说所使用的白话文。
它有时代性，有统一性。
当时的文艺创作家，即我们新文学史上所轻蔑的“鸳鸯蝴蝶派”
，他们所使用的，就是这一种白话文。
……这一种白话文体的转变，是悄悄进行的，我们在最近，看了不少译本和创作小说及杂文，才开始有所感觉。
是不是可以说：早期的外国文学译本，对当时创作界的文学语言也起过显著的影响呢？[31]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翻译家受外国文学影响，创作家受翻译文学影响；换言之，外文影响译文，译文又影响中文写作。
白话文既是汉语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外语影响的结果。
假如没有外语的影响，我们的白话文可能永远就是古代的白话——没有新名词，没有外来语法。
而现代汉语就不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
翻译文学全用白话作为翻译语言，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取代了文言，那是在五四新文学取得了胜利之后。
这当然要归功于五四时期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文学革命派以白话代替文言的不妥协态度。
而随着白话文地位的确立，翻译语言也完全采用白话了。
但是，现代白话文毕竟还很不成熟，它的实用价值得到确认，但它本身的审美价值却是一个疑问。
而对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中的白话文来说，更加关键的是其审美价值问题，也就是说，白话文不仅要能用，而且要有严谨的句法结构，丰富的词汇，充分的美感，丰富的表现力。
倘若做不到这些，就不能因为白话文在翻译和创作中取得了统治地位而匆忙宣布白话文的彻底胜利。
在这一点上，翻译家们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身体力行地在文学翻译的实践中探索现代汉语的发展和完善的途径。
较早指出白话文缺陷的，是白话文的提倡者之一傅斯年。
他说：
现在我们使用白话文，第一件感觉苦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语，异常质直，异常干枯……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所以觉着非常的干枯，少得余味，不适用于文学……我们不特觉得现在使用的白话异常干枯，并且觉着它异常的贫……可惜我们使用的白话，同我们使用的文言，犯了一样的毛病，也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
，组织上非常简单。
[32]
既然白话文如此不能承担起文学创造的功能，该如何完善它呢，傅斯年开出的药方是：“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方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of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也就是主张以“全盘西化”
来改造白话文，以西洋语言来改造白话文。
现在看来，主张“欧化的国语”
似乎有点激进，但五四时期这是一种主流意见。
郑振铎也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发出过相类似的感慨：“中国的旧文体太陈旧而且成滥调了。
有许多好的思想与情绪都为旧文体的程式所拘，不能尽量的精微的达出。
不惟文言文如此，就是语体文也是如此。
所以为求文学艺术的精进起见，我极赞成语体的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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