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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个条件，它必须在本国文字中具有高度的艺术和欣赏价值，能给读者带来新的东西，能使读者在阅读时得到快感。
这样的翻译作品，一旦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就会慢慢地成为译者本国文学财富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9]“这样，一部外国名作品就‘归化’到了本国文学领域中，而不是‘外国作品’了。”
[10]而在读者的眼里，叶先生所说的这样的译作精品与原作的差别界限也就会逐渐被淡化。
如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如果说起初读者读了朱生豪的译作，更多的是在通过朱的译文来接受莎士比亚，那么久而久之，读者的注意力就会逐渐由莎士比亚转向朱生豪，意识到那是“朱生豪的莎士比亚”
。
原先被原作家遮蔽了的译者、被“原文”
遮蔽了的译作逐渐被强调出来，翻译家及其译作的独立价值被凸显出来，以至于即使出现了新的莎士比亚的译文，即使有读者能够直接读莎士比亚原文，朱生豪的译作仍然值得一读，仍然不能被取代。
这种情形表明朱生豪的译作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已经或正在被本土文学所吸收，成为中国翻译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独特遗产。
除朱译莎士比亚之外，我国翻译文学中，尚有一大批这样的翻译“精品”
，已经、或必将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如丰子恺译日本古典物语《源氏物语》，金克木译印度古典长诗《云使》，冰心译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和纪伯伦的《先知》，巴金译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木木》，戈宝权译《普希金诗集》，张谷若翻译的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和《还乡》，傅雷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卞之琳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查良铮译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和《欧根·奥涅金》，梅益译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王佐良译《彭斯诗选》，杨必译萨克雷的《名利场》，江枫译《雪莱诗选》，李文俊译福克纳的《喧哗与**》，王道乾译杜拉斯的《情人》，刘炳善译英国兰姆的《伊利亚随笔选》等英国散文，都具备了这样的品格。
这些译作已渗透了翻译家们强烈的个性标记和风格特征，并经过了时间和读者的考验与检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它们已经不是一般的“文学翻译”
，而是“翻译文学”
。
即使今后会有其他的复译本问世，但它们的艺术价值仍是独特的，不可取代的。
总而言之，既然有些翻译文学的精品事实上已经被中国文学所吸收，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一份独特的财富，既然翻译文学被中国文学所吸收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必然的过程，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因为翻译文学现在尚未被完全和充分吸收，而拒绝承认“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
。
我们现在来研究、来重视中国的“翻译文学”
，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使中国文学更好地吸收外国文学的营养，使翻译文学更快地融入中国文学之中。
[1]王向远：《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4）。
[2]杨苡：《翻译与创作》，见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14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法]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中文版，268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4]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168～1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5]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6]谢天振：《为“弃儿”
寻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载《上海文化》，1989（6）。
[7]转引自屠岸的文章《“定本”
与“功夫到家”
》。
据屠岸说这是一位老翻译家在一次翻译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所讲。
详见《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502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8]谭载喜：《西方翻译史》，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许钧等：《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15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10]许钧主编：《翻译思考录》，122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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