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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郑海凌：《文学翻译学》，郑州，文心出版社，2000。
[24]蔡新乐：《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美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25]施康强：《翻译的情与爱》，载《中华读书报》，1996-11-27。
[26]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0年修订版。
[27]笔者见到的印象较深的文章只有钱剑锋的《严复的“雅”
与二叶亭四迷的“言文一致”
》（见《翻译与文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但研究的还不是中日译论的传播与交流问题，而是平行的比较研究。
[28]据谭载喜在《翻译学》的前言中说，本来湖北教育出版社的《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的编辑约他写的是《中西翻译比较概论》，“后因种种原因写作计划有所变更，改以这本《翻译学》代之”
。
以谭载喜对西方翻译史和西方译论的熟知而最终未能写成专书，或可从中看出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的困难性。
[29]王宏志：《重释“信达雅”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30]载《社会科学》，1983（1）。
[31]载《人物》，1985（5）。
[32]载《杭州大学学报》，1993（3）。
[33]王向远：《翻译文学史的理论与方法》，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4）。
[34]许钧：《历史会给予肯定——评〈中国翻译词典〉》，见《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170页、17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5]第一，《中国翻译词典》收录了不少有争议的、属于某人个人看法的词条，甚至是缺乏科学性、有着明显理论缺陷和时代局限的词条，如“现实主义翻译方法”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翻译方法”
之类。
第二，在翻译家词条的收录上，似乎过多地依赖了1988年出版的《中国翻译家辞典》，更多地局限于“中国译协”
会员内部，缺乏第一手新材料，因而遗漏了不少不该遗漏的重要翻译家，像50年代后成名的多语种老翻译家潘庆舲、日本文学翻译家萧萧、印度文学翻译家刘安武、波斯文学翻译家张鸿年、阿拉伯文学翻译家李唯中、英国散文翻译家刘炳善、匈牙利文学翻译家兴万生等。
即使用什么样的严格标准来衡量，都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现年60岁左右的著名中年翻译家遗漏的就更多，如郭宏安、施康强、辜正坤、吴劳、高慧勤、王永年、沈志明、瞿世镜、冯汉津、蒋学模、张铁夫，等等。
第三，对已收录的当代人物，缺乏近十年来新的材料补充，故对其人的评价不全面，如692页收了词典编纂家“王同亿”
一条，却对近十几年来文化学术界对王同亿所编一系列词典的剽窃、胡编乱造的猛烈批评丝毫没有反映，导致对人物评价以偏概全，缺乏历史感。
第四，对翻译研究专家、译学理论家重视不够，许多重要的人物没有收录，如中国香港地区的王宏志、孔慧怡，上海的谢天振等。
第五，对近十几年来若干有开创意义的研究著作的收录也太少，如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第六，对90年代翻译理论界的重要的学术争鸣，如翻译文学国别属性之争、传统译论与外来译论之争等也没有列出词条。
第七，有的词条释义不周不全，如在介绍翻译家的译作成果时大都不标明出版年份，又如“《翻译通报》”
条，只讲该刊的创刊时间，却不讲停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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