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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得补失”
、“显隐得当”
、“隔而不隔”
）等，但总体上看都是上述四种方法或其中一两种方法的具体化、操作化，是“具体技法”
而不是“基本方法”
，或者只能算是“翻译要求”
而不是“翻译方法”
，所以在此不多加讨论。
另外，还有的翻译家主张翻译没有什么“方法”
可言。
例如，茅盾在《译诗的一点意见》（1922）一文中曾说过：“翻译本来全随译者手段的高低而分优劣，什么方法，什么原则，都是无用的废话；而且即使有了，在低手段的译者是知而不能，在天才的译者反成了桎梏。”
陈西滢在《论翻译》（1929）中提出“翻译就是翻译，本来无所谓什么译”
；巴金在《一点感想》（1951）一文中也说：“我觉得翻译方法其实只有一种，并没有‘直译’和‘意译’的分别。
好的翻译都应该是‘直译’，也都是‘意译’。”
这实际上就是方法取消论。
诚然，对一些译艺高超的翻译家来说，直译意译之类的翻译方法对他们来说也许意义不大，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古人所说的“无法之法，是为至法”
的境界，他们已经不必再受“方法”
的束缚。
但是，从翻译文学史上看，“直译”
、“意译”
，还有“窜译”
、“逐字译”
是一种历史的客观的存在，包含了中国历代翻译家对翻译艺术规律和方法的探讨，它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独立的理论价值。
今天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方法”
及“方法论”
是无法回避同时也是不能不问，不能取消的。
[1]严复：《〈天演论〉译例》，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1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严复：《〈名学浅说〉译者自序》，1908年，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严复：《〈原富〉译事例言》，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1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日]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齐干译，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5]蒋荷贞：《〈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载《鲁迅研究月刊》，1992（9）。
[6]紫英：《新庵谐译》，原载《月月小说》，第1卷第5期，1907。
[7]侗生：《小说丛话》，原载《小说月报》，第2卷第3期，1911。
[8]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载《新潮》创刊号，1918。
[9]周桂笙：《译书交通公会序》，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162～163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10]陈西滢：《论翻译》，载《新月》，第2卷第4号，1929。
[11]参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2]范存忠：《漫谈翻译》，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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