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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印度独特的东西，那么佛经的印度民族风格的传达就会受到很大妨碍。
鲁迅早就正确地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
“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洋气。”
[42]法国文学翻译家郝运说自己在翻译中“只追求一个目标：把我读到的法文好故事尽可能不走样地讲给中国读者听……有时原作十分精彩，用中文表达却不流畅，恰似营养丰富的食品偏偏难以消化。
逢到这种情况，我坚持请读者耐着性儿咀嚼再三，而决不擅自用粉皮代替海蜇皮。”
[43]当代翻译家叶君健结合自己翻译安徒生童话的经验，强调指出：“但是在语言上，我却不愿意把安徒生‘中国化’。
我总觉得，既然是翻译洋人的作品，译文中总还应该表现出一点‘洋味’。
当然，中译文应该符合中国语言的规律，应该读起来‘通达’，但它还应该保留一点安徒生味、丹麦味。
如果它读起来具有像赵树理的文字那样的中国味，或像宋人话本的语言那样流畅，我觉得对原作来说总未免有点不公平。
……总的来说，我认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在‘信’、‘达’、‘雅’的原则下，是否还可以加一点东西，即译文的‘外国味’？”
[44]叶先生主张在“信达雅”
之外，再将“外国味”
作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一个原则，可见译出“外国味”
、“洋味”
或“外国风格”
来是多么的重要。
[1]王寿兰编：《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赵景深和他的“牛奶路”
》，见罗斯编著：《翻译常识浅谈》，香港，大光出版社，1977。
转引自谢天振《译介学》，176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1964。
[4]方平：《不存在理想的范本——文学翻译工作者的思考》，载《上海文化》，1995（5）。
[5]翁显良：《译诗管见》，载《翻译通讯》，1981（6）。
[6]林少华：《奇鸟行状录·译后记》，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7]傅雷：《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1957（10）。
[8]王寿兰编：《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28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9]王寿兰编：《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3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0]傅雷：《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1957（10）。
[11]杨骚：《痴人之爱·译本序》，北京，北新书局，1929。
[12]杨烈：《古今和歌集·译者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13]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上海，世界书局，1947。
[14]王寿兰编：《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6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5]傅雷：《论文学翻译书》，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69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6]罗新璋：《释“译作”
》，载《中国翻译》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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