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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译作中尽量保持民族风格，是翻译家的责任和义务，应该成为翻译家自觉的艺术追求。
无论翻译家的个人风格如何，都应以最大限度地传达出原作的民族风格为目标。
相反，为了使译文读者减少阅读、理解和接受中的文化隔膜和障碍，在翻译中忽视原作民族文化风格，而过分地加以“归化”
——就中国翻译文学来说就是将外国文学“中国化”
——则是不可取的。
本来，译作本身就会不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带有“归化”
的烙印，否则就不成其为译文，即便在理论上不必提倡“归化”
，实际上“归化”
也仍然存在。
在我国文学翻译家中，理论上主张“异化”
、主张保存“洋味”
的人很多，但过于“异化”
的译文常常不如“归化”
译文那样容易为读者理解和接受，所以具有浓厚“异化”
倾向的译文数量较少；相反，理论上明确主张“归化”
的人很少，但在翻译实践中以“归化”
为主导倾向的译文却很多。
例如，有的译文为了使中国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故意将原文的民族形式改为中国式的文体形式——用汉语格律诗翻译外国诗，用章回体小说的格局翻译外国小说，用昆曲或传奇杂剧的体式来翻译外国戏剧；有的则不顾“名从主人”
的原则，将作品中的外国人的洋名改成中国式的名字；有的在译文中过多使用带有强烈中国传统文化印记的成语、俗语、谚语等，什么“邯郸学步”
、“秦楼楚馆”
、“毛遂自荐”
、“莫逆之交”
、“司空见惯”
之类，弄不好都有可能从总体上妨碍原作的民族文化风格的传达。
实际上，能够体现民族风格的东西，大都是那些民族独特的东西。
例如，人物姓名、自然物产、人工特产、民族风俗习惯、语言交际模式等，翻译家在翻译时应多注意保留，并真实再现之。
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家早就注意了这些问题。
例如，唐代玄奘提出的“五种不翻”
即“音译”
的五种情况，其意图恐怕主要就在于保留印度独特的民族风格，而不至于因为意译而有所丧失。
可以想象，假如在汉译佛经中，没有“阿弥陀佛”
、“佛陀”
、“涅槃”
、“比丘”
、“舍利”
、“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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