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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急遽下滑的出生率增一块煞车皮。
姚头丸出生那年,一年还有三十万个红婴仔来报到,现在一年不到二十万。
报载,台北市二〇〇九年的新生儿数跌破两万,产妇均龄为三十二点一岁。
不结婚只同居或是结婚不生子,已蔚为当代潮流。
君不见,河堤边草地上,抱着美容院整理过的小宠狗的年轻人多过推娃娃车的熊猫脸父母,而周边友人家中子女年过三十五不婚不嫁没动静的大有人在,那些没胆父母只敢在背后叹气、着急、严辞批评,却不敢明着问。
家庭概念正在瓦解,小家庭已经够小了,现在干脆把屋檐拆了,成就无限大的“个人乐活主义”
。
这本是多元社会个人选择,但当多数人做这种选择,就形成社会问题了。
无怪乎政府要发奖金鼓励早生、多生,北市将发放每胎两万元以资鼓励。
在我看来成效不大,不婚不生的年轻人固然有的考量经济,但也有不少无关乎钱财;区区两万奖金不够买一只LV包,重赏之下都不见得有勇夫,更何况只给一张糖果纸。
说到此,我心中始终有个小疑虑,是不是当年《红婴仔》写得太逼真了,吓坏我的女性读者,间接让她们不敢献身于生产大队。
若是如此,就罪过了。
所以,只要有机会握着麦克风对新人祝福,我就浑然忘我,仿佛头插红花手擒红绢帕、胖乎乎笑眯眯之古代媒婆附身,期许新人要“救国救民,踊跃用兵”
,并诵念“做人口号”
:“一个嫌太少,两个不够好,三个不算多,四个笑呵呵,五个真美妙,六个很骄傲。”
但这口号徒具娱乐效果,起不了鞭策作用。
令我意想不到的,我的读者也以这本书做了分界。
有个喜爱我的早年作品的女性读友,看到我走入“结婚生子”
这条在她眼中形同背叛现代女性独立自主誓言的路,从此不看我的书。
我得知此事,甚感无辜,却也十分敬佩有人如此捍卫信仰。
但我毕竟是个心胸狭隘的人,暗地祝福有一匹文武双全、才貌过人的黑马窜入她那号称铜墙铁壁的地窖,让她迷恋,让她受苦,让她拆墙自个儿爬出来,让她尝到从未有过的甜蜜且生了双胞胎,接着买很多本《红婴仔》送人。
最温暖的回应是,有个读者在美国结婚生子,初为人母的她没帮手,必须独力育婴。
她住的城市冬季漫长,窗外总是飘雪,窗内只有她与婴啼。
惊恐伴随寂寞,渐渐腐蚀她的心。
有一天,一个航空包裹来到她手上,拆开,是《红婴仔》。
厚厚的中文字,首先安慰了她的眼睛,书名直截了当,立刻与**那软绵绵的婴儿联结起来,书里每一段每一篇写的都是她现在的处境,好像为她量身订做一般。
她快速读一遍,心里踏实了,立刻把这书升级为床头书慢慢细看,跟尿片奶粉笔记本放一起,陪在身边。
转述这段故事的人,真诚地谢谢我写出《红婴仔》时,我不禁笑了起来,遥想那本书书页一定沾了溢奶味、屎尿味、药水味、泪渍,见证生命总是朝向壮大,而且越来越重。
我的文字竟然搀扶一个异国游子走过既惊险又壮丽的人生路段,对作家而言,这是何等丰厚的精神酬报。
然而,每个字像婴儿手指抓住我的心的回应,却是一个叫霈澄的台大男生写的。
我在讲台上与他们结下散文课缘分,他总是温文儒雅地坐在离讲桌很近的位置,固定地,成为那一年我一站上讲台就看到的熟面孔,给我安全感。
两年后有一天,他发了一封e-mail给我。
敬爱的简媜老师:
日安。
我是散文黄埔一班的霈澄,自从一年多前上完最后一堂课,我的生活一日比一日忙碌,但也丰富,心里有时候也会想:老师是否过得好,还有姚头丸弟弟,师丈姚同学,希望他们也都好。
我本来也打算考完研究所寄这封信给老师的,不只是学生的问候,而是来自两个读者的致意。
一个是六年前身穿卡基制服的我,那是升高三的酷暑,也是我母亲离开人世的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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