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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个体的内在价值真正得到实现？从人格理想的维度看，这里无疑应当对“自由个性”
予以特别的关注。
马克思将“自由个性”
视为社会发展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同时也从历史的维度凸显了其意义。
以社会的衍化为视域，自由个性首先表现为超越人的依赖关系。
如前所述，社会发展的“最初形式”
以人的依赖性为其特点，在这种依赖关系中，个体往往归属于他人或外在的社会系统（包括等级结构），缺乏真实的个性与自主品格。
作为以上依赖关系在人格形态上的体现，理想的人格目标往往也趋向于普遍化、划一化，以“成圣”
规定成己，便多少表现了这一点。
通过超越人的依赖关系而达到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构成了发展自由个性的重要方面。
与人的依赖性前后相关的，是物的依赖性。
如果说，前者（人的依赖性）蕴含着对人的个体性、自主性的消解，那么，后者（物的依赖性）则意味着通过人的工具化或物化而掩蔽人的目的性规定或内在价值。
在超越人的依赖性的同时，自由个性同时要求扬弃物的依赖性。
从正面看，后者的实际含义，就在于确认人的内在价值、肯定人的目的性规定。
对人的依赖性与物的依赖性的双重超越和扬弃，更多地从否定或消极的层面体现了自由个性的特点。
从肯定或积极的方面看，自由个性具体地体现在个人的全面发展之上。
马克思在谈到自由个性时，便同时将其与“个人全面发展”
联系起来。
在宽泛的层面上，个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涉及身与心的关系。
这里的“身”
包括广义的感性存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感性能力，“心”
则泛指意识及精神世界，“全面发展”
在此意义上意味着身与心的并重。
“身”
作为感性存在，同时又与“天”
（天性或自然的规定）相联系，“心”
作为精神世界则包含着人的文化内涵，与之相应，“个人全面发展”
也关乎“天”
与“人”
的关系。
历史地看，儒家与道家分别侧重于“人道”
和“天道”
，对二者的扬弃则既意味着避免无视自然之性（天），也蕴含着对文明或人化规定（人）的注重。
人化之维作为文明发展的历史积淀，更多地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品格，相对于此，自然之性则内在于每一具体个体，并与人的个体性规定有着更切近的联系。
个体的全面发展一方面表现为以“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
[40]，并充分地实现其社会的潜能；另一方面又展示其独特的个体规定。
不难看到，在这里，个人的“全面发展”
以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双重展开为其具体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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