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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将以上过程视为社会实在或体制性事实形成的过程，并着重强调了其建构性。
[44]
相对于社会契约论之首先指向宏观的社会领域（国家），塞尔的功能赋予论同时兼及多样的体制事实，不过，尽管有不同的侧重，但二者在将社会实在理解为人的建构这一点上，无疑有相通之处。
以建构或构造为形式，突出的主要是社会实在形成过程中的自觉之维及意识的作用。
无论是个人权利的让渡，抑或功能的赋予，都表现为自觉的、有意而为之的活动，而行为的这种自觉性质，又首先与意识过程相联系：契约的达成，以自愿的同意为前提；而功能赋予则更直接地涉及集体意向。
作为知、行领域中的对象，社会实在的形成无疑难以离开人的自觉活动。
与广义的人化之物一样，社会实在也体现了人的不同理想，其形成过程既处处渗入了人的目的、意向，也包含着理性的思虑、规划，等等。
从国家等政治机构，到货币等具体对象，它们的产生、运作都涉及以上方面。
人的活动与社会实在的这种联系，使后者（社会实在）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为我”
形式，而且被赋予自觉的形态。
就此而言，社会契约论、功能赋予论对社会实在、体制事实的理解，并非一无所见。
然而，将社会实在仅仅视为人的有意建构或自觉构造的产物，则显然未能完全把握问题的实质。
人固然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自觉的活动和创造，但这种活动本身并未完全与自在或自然之域相分离。
以劳动这一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而言，其前提是“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
[45]，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以上互动，劳动过程显然也渗入了自然及自在之维。
同时，人的创造又是基于一定的条件和背景，后者（创造的条件与背景）并非出于人的任意选择。
马克思已指出了这一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46]人的创造条件的这种既定性、不可选择性，不仅仅在消极的层面构成了创造活动的限制，而且在更深沉的意义上展示了与自觉建构相对的另一面：它表明，社会实在总是具有自在的性质。
正是后者（自在性），使社会实在同时表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
历史地看，社会实在固然体现人的理想、目的，但它同时又总是折射了社会演化的客观需要。
以国家而言，其形成既非基于个体或群体的意志，也非仅仅出于少数人的理性设计，而是在更本原的层面与经济的发展、所有制的变迁（首先是私有制的出现）、社会的分化（包括阶级的形成）等相联系，与之伴随的社会差异、冲突，则进一步孕育了产生国家的历史需要。
同样，货币这一类体制事实的出现，也源于商品交换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
最初的货币或钱并非以赋予某种“纸”
以货币的功能这种形式存在，事实上，相对于自觉的功能赋予，一开始其出现更多地具有自发的形态：当物物交易已不适应交换关系发展的需要时，人们便自发地以某种或某几种物为一般等价物，货币便是以此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种自发性，从另一方面表现了社会实在的自在之维。
前文已提及，突出社会实在的自觉向度一开始便关联着强调意识或意向性的功能。
从社会成员间的同意（社会契约论），到集体意向的接受（功能赋予论），意识或意向活动在社会实在中都被赋予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意向的认同。
就其外在形式而言，意向认同更多地与视作或看作（seeas）相联系，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国家便通过意向认同而被“视作”
所谓公意或总体意志的代表，在塞尔的功能赋予论中，某种对象（如特定的“纸”
）则通过意向认同而被“视作”
货币或钱，如此等等。
基于意向认同的这种“视作”
，涉及的是观念层面的活动；而以此为侧重，则意味着赋予这种观念活动以优先性。
与意向认同相对的是实践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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