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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在的形态看，视域的形成诚然离不开人的知、行过程，但作为人性能力的背景，它已沉积、隐存于意识的深层，并多少获得了自在的性质：从一定视域出发，往往并非基于个体自觉的选择，而是表现为某种自发的趋向。
然而，视域的转换与扩展，又具有自觉的性质。
这里既涉及确定性与可变性的关系，又关联着自发与自觉之辨。
视域制约的自发性与视域转换的自觉性，从不同方面表现了人性能力的作用方式，前者展示了人性能力与知识积累、社会背景之间的内在联系，后者则使之不断超越限定、指向真实的世界。
在克服与化解视域限定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形上智慧的意义。
前文所提及的知识，主要与具体的经验领域相联系，它以经验世界中特定事实为对象，以命题、范畴等对具体对象分别加以把握。
相对于知识而言，智慧更多地表现为对“性与天道”
的追问。
这里所说的“天道”
，首先指向作为整体的世界及其存在法则；“性”
则更多地与人自身的存在相联系，并具体展开为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的存在意义、价值理想的追问。
在知、行过程的历史展开中，人既逐渐获得和积累知识经验，也不断走向智慧之境，二者又进一步凝聚、转换为不同的视域。
如前所述，知识所把握的是经验世界中的特定对象，与之相联系的视域，也呈现界限性。
相对于此，智慧则以扬弃界限为其指向。
在成己与成物的过程中，智慧之境既通过转换为个体视域而为人性能力的作用提供了深层背景，又通过扬弃界限而推动着具体视域的转换和扩展。
相对于精神结构的本体论意蕴，视域更多地从“观”
“看”
及价值立场等维度展示了认识论、价值论的意义。
知识经验和形上智慧融合于意识过程，既从不同方面提升了人性能力，又通过凝化为内在视域而为人性能力的作用提供了认识论、价值论的前提和背景。
精神本体与认识视域的互融和互动，一方面使人性能力及其作用获得了内在根据，另一方面又从认识论、价值论等层面赋予它以现实的作用方式和形态。
在成己与成物的过程中，人的能力构成了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成物）的前提，表现为认识自我与改变自我（成己）的内在条件。
以感性与理性、理性与非理性等统一为形式，能力融合于人的整个存在，呈现为具有人性意义的内在规定；以体与用、本体与视域的交融为背景，人性能力同时又展现了本体论的性质。
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人性能力既植根于人的潜能，又在知与行的展开过程中取得现实的品格；既表现为稳定的形态，又具有生成性；既被赋予形式的规定，又包含实质的内容；既与普遍之理相关，又涉及个体之心。
在凝化为人的内在存在规定的同时，人性能力又渗入于知与行的全部过程，从而在本原的层面，为成己（认识自我与改变自我）与成物（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1]当代一些哲学家也已对人的能力有所关注，如麦克道威（JohnMcDowell）便从认识过程的角度，强调了概念能力（ceptualcapacity）的作用，认为：“只有在我们所具有的概念能力的实现（actualization）过程中，对象才可能进入我们的视域。”
（JohnMcDowell，HavingtheWorldinView，Cambridge，MAandLondon，HarvardUyPress，2009，p.43）概念能力可以视为人的能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概念能力的实现则涉及人的能力在认识过程中的实际运用。
尽管麦克道威的侧重之点首先在于肯定经验活动中包含概念性的内容，但以上看法同时也从一个方面注意到了人性能力及其现实作用是广义之知所以可能的前提。
[2]李泽厚在近年的答问中，亦曾提及“人性能力”
，不过，他对人性能力的理解，似乎主要限于实践理性，其“人性能力”
的提法，也主要表现为对康德实践理性的概括。
事实上，李泽厚明确地将“人性能力”
区别于认识能力与审美能力，从以下答问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康德称之为实践理性，我称之为以‘理性凝聚’为特征的‘人性能力’，它区别于理性内化（认识）和理性融化（审美）。”
（李泽厚：《李泽厚近年答问录》，213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尽管后来李泽厚的提法有所变化，肯定人性能力包括“理性内构”
“理性凝聚”
“理性融合”
，但一方面，其侧重之点仍主要在伦理之域：他从“人性能力”
“人性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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