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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在实践的层面进一步指向目的与手段（包括方式、程序等）的关系。
作为实践过程的基本环节，目的与手段都存在合理与否的问题，当然，二者所涉及的合理或合理性又有不同的内涵。
目的的形成，以人的需要、欲求以及现实所提供的可能为根据，是否把握、体现人的合理需要和欲求，直接制约着目的的正当性。
从实质的层面看，唯有合乎人走向自由的存在形态这一历史趋向，需要和欲求才具有合理的性质，后者同时为目的的正当性提供了担保。
不难注意到，在此，目的的合理性取得了正当性的形式。
相对于此，手段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何实现目的，其合理性则相应地表现为如何以有效的方式，保证目的的实现。
[16]质言之，手段的合理性首先在于其有效性。
如果说，正当性首先表现为善的追求，那么，有效性则以相关背景、关系的正确把握（得其真）为前提，以目的的正当性与手段的有效性为指向，理性进一步展示了真与善的统一。
作为实践过程中相互关联的环节，手段的合理性（有效性）与目的的合理性（正当性）表现为同一理性的两个方面。
由此，我们亦可看到，所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诚然，理性可以从工具或目的等不同的维度加以分析和理解，但如果将二者视为彼此并行或相互分离的方面，则在逻辑上将导致肢解统一的理性，在实践上则将引向分裂的存在形态，后者（存在的分裂）具体表现为：或者执着抽象的目的王国，或者以过程（手段）为全部内容（过程或手段就是一切）。
在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那里，我们多少可以看到以上二重偏向。
理性的完整形态，与认知与评价的统一（广义的认识过程）具有一致性：如前所述，目的的正当性与手段的有效性，本身与得其真的认知过程和求其善的评价过程难以分离。
理性的能力则体现在：基于认知与评价的统一，为双重意义上的合理性（目的的正当性与手段的有效性）提供担保。
从哲学史上看，不同背景的哲学家或哲学系统，往往主要突出了理性的某一方面。
以中国古典哲学中的理学而言，通过区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理学的主流常常更多地关注于目的层面的合理性：德性之知以价值意义上的内圣与外王为指向。
对理学而言，成物与成己首先就在于确认以上价值目的。
与疏离见闻之知相应，在肯定和强调目的之维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同时，理学对如何通过经世治国的具体实践过程达到以上价值目的每每未能给予充分的注意和考察。
相对于理学的以上视域，休谟表现出另一重趋向。
从经验论的立场出发，休谟着重将理性与情感区分开来，在他看来，较之情感，理性总是处于从属的地位：“理性是完全没有主动力的，永远不能阻止或产生任何行为或情感。”
[17]由此，休谟进而视理性为情感的附庸：“理性是并应该是情感的奴隶。”
[18]按其本义，奴隶具有工具、手段的意义，其作用仅仅在于供人使用、驱使，以理性为情感的奴隶，相应地意味着主要将理性与手段联系起来。
在理学家与休谟的以上理解中，理性或囿于目的之域，或被等同于手段，近代以来所谓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以更普遍的形态显现了这种对峙。
以逻辑思维为表现形态，以实然与应然、真与善的统一为实质的指向，理性的作用体现于成己与成物的整个过程。
对实然（真）的认知、对应然（善）的评价，同时又与目的合理性（正当性）的确认以及手段合理性（有效性）的把握彼此相关。
这一过程既以知识的形成为内容，也以智慧的凝集、提升为题中之义。
无论是真实世界的敞开，抑或当然之域的生成，都展示了理性能力的深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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