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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对意义做如上理解的过程中，实用主义似乎又过于囿于价值评价之维，对事实认知层面的意义则未能给予必要的关注。
更进一步看，在“以人观之”
的同时，实用主义对意义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往往也缺乏充分的把握。
从另一个方面对意义与人的相关性加以肯定的，是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
解释学所考察的，首先是理解问题。
从宽泛的层面看，理解既涉及人的存在，也关乎文本的解释。
以文本的解释而言，解释学强调意义并不是一种自在的系统，而是形成于文本、作者与读者（解释者）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具体展开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正是在发问与回应的过程中，文本的意义不断呈现并得到理解。
这一看法既注意到不同主体的互动对理解过程的意义，又在确认解释者主导作用的同时，肯定了理解过程的创造性，避免了将意义仅仅归结为自在的、不变的对象。
由突出意义的生成性，解释学又指出了解释的历史之维，并进一步将历史中的实在与历史理解中的实在沟通起来，把理解视为效果历史事件。
伽达默尔对此做了如下阐述：“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性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性。
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为‘效果历史’（Wirkue）。
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事件。”
[45]这里既涉及理解与解释的历史性，又在强化“历史理解”
的同时，将理解主体（解释者）的作用放在某种优先的地位：“效果历史”
同时也是主体理解的产物。
与此相联系，从文本的解释看，尽管解释学肯定了理解的对话性质，但在文本的具体解释中，对话往往既以解释者向文本和作者提出问题为形式，又展现为解释者自身在文本中寻找答案。
作者作为对话的另一方，主要以所提供的文本参与对话，其自身则处于不在场的状态，后者使之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缺席的对话者。
对话过程中这种实质上的不对称，也从另一个方面突出了理解者的主导性。
同时，就对话本身而言，伽达默尔常常将其与游戏联系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所具有的许多因素都指出了理解和游戏的一般结构”
[46]，而“游戏最突出的意义就是自我表现”
[47]。
相应于此，通过对话而理解文本，也具有自我理解的性质：“理解一个文本就是使自己在某种对话中理解自己。”
[48]此外，解释学曾提出了文本理解中“视域融合”
，后者固然试图超越理解中的单向视界，达到读者与作者二重视域的交融，但这种融合同时又以理解者的“前见”
为前提，并在逻辑上首先基于解释者对作者和文本的同情理解。
从以上方面看，解释学固然有见于意义理解的互动性、创造性和历史性，但又表现出某种过分强化主体（解释者）作用的倾向。
对主体作用的这种强化，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就思想的流变而言，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源头本身便可以追溯到胡塞尔的现象学。
当然，胡塞尔的理论兴趣，首先与意向活动相联系。
从注重意向性的基本立场出发，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主要将意义与意识的赋予联系起来。
以言说而言，其中包含告知的意向，但在胡塞尔看来，“只有当听者也理解说者的意向时，这种告知才成为可能。
并且听者之所以能理解说者，是因为他把说者看作是一个人，这个人不只是在发出声音，而是在和他说话，因而这个人同时在进行着赋予意义的行为”
[49]。
广而言之，意之所向，按胡塞尔的理解也表现为一个意义赋予的过程，在这里，意义的形成与意向的活动呈现了某种一致性。
到后期，胡塞尔的注意重心较多地放到了意识的构造活动。
在现象学的论域中，意义涉及意识对象，而在胡塞尔看来，这种对象本身是被构成的：“在广义上，一个对象——‘不论它是否是现实的’——是在某种意识关联体中‘被构成的’。”
[50]意识的这种构造以存在的悬置为逻辑前提：当对象的存在问题被悬置以后，其呈现便主要涉及意识本身的构造。
与对象的被构造性相应的，是意义的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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