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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疾病征兆的体温，等等，都属自然的符号。
除了这些较为简单的符号形态外，还有更为复杂的自然符号，如化石。
作为远古生物的表征，化石不同于文物，文物作为人的创造物可以视为人工符号，化石则是表示古生物的自然符号。
在引申的意义上，自然符号还包括具有象征作用的自然物，如雪往往被视为象征纯洁的自然符号，花作为自然符号则常常表征美。
从形式的层面看，自然符号似乎仅仅展现为自然对象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月与风、础（基石）与雨，抑或树叶与秋天、化石与古生物，相关的两个方面首先都表现为自然的存在。
这是不是表明自然符号的意义与人无涉，从而完全是“自然”
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就自然对象本身而言，其间固然也存在种种的关系，但这种关系首先具有自在的性质。
自然对象之呈现为有意义的符号，与人的知、行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解和解释难以分离。
就上文提及的月与风、础（基石）与雨，以及树叶与秋天、化石与古生物等关系而言，这里无疑内含着自然层面的因果之维：月晕是因光线折射于高空中的卷云或卷层云的冰晶而形成的，月晕的出现，表明天空出现卷云或卷层云，后者与风的形成又有某种联系；础润意味着空气的湿度较大，而空气湿度的增加与降雨则存在着因果关联。
同样，树叶的泛黄或飘落，与秋天的气候条件之间也具有因果的关系，古生物化石则由古生物体与地质环境、气候等的交互作用而形成。
然而，当带光环的月球（月晕）、潮湿的基石（础润）、泛黄或飘落的树叶、生物化石作为有意义的自然符号而呈现时，它们与它们所表征的现象之间，已不仅仅限于自然层面的因果关系，而是同时进入人与对象之间的认识或解释关系。
作为单纯的自然对象，带光环之月、湿润之石本身只是存在着的自然之物或发生着的自然现象，并没有处于意义的领域；正是人的知、行过程，将自然的对象引入了意义的领域，并使之成为有意义的符号。
不难看到，在上述自然符号与它们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之间，事实上已渗入了某种推论、解释关系：月晕之提示风、础润之预告雨、化石之表征古生物，等等，这些意义关系的形成，都涉及认识层面的推论和解释。
离开了人的知、行过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推论、解释，自然符号的意义便既难以生成，也无法理解。
自然符号意义的生成与人的知、行过程的相关性，在自然符号与语言的联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
如前所述，符号在广义上可以区分为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而在二者之中，语言符号又构成了更基本的方面。
事实上，以非语言形式存在的符号，其意义往往要通过语言才能呈现和理解。
巴尔特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感知某物所要表达的意义，不可避免地要借助语言的分解”
，因为“所有的符号系统都与语言纠缠不清”
[33]。
在非语言的人工符号系统中，符号常常只有在翻译或转换为语言之后，才成为有意义的符号，并获得理解。
同样，自然符号意义的呈现和理解，也无法离开语言。
不仅在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化石对古生物的表征等具有推论关系的符号呈现中，语言构成了意义呈现与理解的条件，而且在诸如以花象征美、以雪象征纯洁等符号活动中，也内含着“花”
“雪”
“美”
“纯洁”
等语言的运用。
语言对自然符号的渗入，从另一方面表现了人把握世界的活动对于意义生成的本原性。
前文已论及，与符号相关的意义，主要指向理解。
从理解这一层看，意义的形成与呈现在逻辑上基于存在的可理解性。
存在的可理解性涉及其根据或原因：事物的存在若无根据或原因，便无法理解。
上述之点既包含本体论的内涵，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从本体论上说，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根据或原因；就认识论而言，对事物的理解以事物的根据或原因所提供的可理解性为前提。
海德格尔曾将“无物无故（nothingiswithoutreason）”
规定为理性原理或理由律（theprincipleofreason），这里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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