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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
与其说是一个哲学命题，不如说是一段明澈、质朴、单纯、自然的思路，它那么明白，只要一瞥就可把握，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直观；它又那么深邃，使以后的哲学家忙了好几百年，它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罗素对相对论所说的，相对论“具有一种伟观，凡用极少的材料而能得出广漠无垠、浩如烟海的结果的东西，都能予人以这种感觉。”
[6]我们对帕斯卡尔也可以说大致同样的话。
当然，帕斯卡尔的天才和创始性的主要方面，还是表现在他那些富有活力的思想内容上，他以生动有力的形式提出的问题激发人们在最高的层次上思考人生，这些问题几乎永远不会过时，因而也就使他几乎总是具有与读者的同时代性，虽然这一点有时隐而不显，但一到人的存在面临危机的时代，它就无比鲜明地凸现出来，而当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T.S.艾略特说：“帕斯卡尔是那些注定要被人们一代代重新研究的作家中的一个，改变的并不是他，而是我们。
并不是我们对他的知识增加了，而是我们的世界和对他的态度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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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尔提出的问题是激动人心的，它反映了人们心中最深处的困惑和不安，这问题就是人对自身存在发生的疑问，就是人的生命本身的问题，就是“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何处去？”
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找到可靠根基的问题。
帕斯卡尔对人的生命的思考，对人的存在的分析构成了他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有影响的部分。
这使他往往被人们视为现代存在主义最早的一个先驱。
但是，对人的存在的分析并非存在主义的专利，而且各派哲学，尤其人本主义哲学以及宗教哲学普遍关心的课题。
所以他的影响也绝不只限于存在主义，而涉及当代思潮的主流。
现代社会面临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外物压迫人类，另一是社会压迫个人。
前者的外物并不是指原始自然，而主要是指人造物，指人所制造的东西形成了对人的压迫。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革命的兴起，人的生活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间表、计划表似的东西，人日益机械化、功能化，何况还总是有人所锻造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核武器悬于人的头顶。
后者所说的社会则主要是指国家，国家也在日益逼迫着个人，人们期望得到安全的场所，却发现它是囚笼；人们普遍感到自我失落，主体分裂，感到个人被社会和大众所吞没。
总之，人陷入了困境，人的存在发生了危机。
而这种困境又是人自造的困境，因为操纵外物和管理社会的正是人。
于是，悲观主义盛行，相对主义兴旺。
人们对自己存在的根基发生深刻的疑问，开始紧张地探求各种各样的出路而又屡遭挫折，人们感到前途暧昧不明，努力争取一个好一点的前途，而又不知向何处去。
这情景真有点像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所说：“疯子带着瞎子走路，本来是这时代的一般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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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种问题恰好又促使了人们更深地进行思考，原来的那种盲目乐观和得意之丧失倒也并非坏事。
在这种思考中，他们自然会把帕斯卡尔引为知己，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他的人，都不否认他说了一些对人类、对当代十分重要的话，因为帕斯卡尔思想的主旨也就是对人的状况的描述和对人的出路的探讨。
在人的状况、人的存在的分析和描述方面，我们在帕斯卡尔那里发现了“存在对知识的优先”
，他不限于仅仅探求认识的可靠性和科学的真理，而是要探讨人的生命的各个方面，他说：“对于人，没有什么比他自己的状态更为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永恒更能使他惊心动魄的了……”
[9]他注重人的具体生活，追溯人的各种基本情感和体验，而尤其是一些反面的情感，他注意到人的状况的某种荒谬性（对立性和不相称）以及从这种荒谬性中产生的无聊、焦虑和不安，他把与伟大相映照的人的悲惨状况有力地揭示出来，揭露了人的理想、追求与现实状况的永恒冲突：人渴望真理、正义、幸福、无限和永恒，达到的却几乎总是错误、罪恶、不幸、有限和无常！
在人的出路方面，我们看到，帕斯卡尔所主张的宗教是颇有点存在主义化的基督教，他所主张的上帝是个人的上帝，他强调个人、强调主体、强调抉择的必要性、强调内心深处的皈依，人是通过反省自己的存在，思考自己的生命而走向上帝的，因为他在其中发现了可怖的空虚、污秽和无聊，而他需要上帝，也正是为了填补他在自身中发现的空虚，奠定自己存在的根基。
当然，由于时代的原因，对前者，即人的状况方面，帕斯卡尔的描述并不像当代存在主义那样带有一种阴郁和近乎绝望的色彩，对后者，即人的出路方面，帕斯卡尔的探讨也不像当代存在主义表现得那样惨痛和紧迫。
在描述人的状况方面，帕斯卡尔遇到的反对者主要是乐观的理性主义者，如伏尔泰，但他们的人数在现代思想者中远比以前少了，而帕斯卡尔的观点却得到广泛的共鸣；在探讨人的出路方面，帕斯卡尔遇到的反对者主要是无神论者，他们反对以上帝为出路，如尼采和萨特，他们的人数却远比以前要多。
颇为奇特的是，帕斯卡尔有些话就像是专门对尼采和萨特说的，就像是他也生活在20世纪而知道他们一样。
“我们听说有一个人摆脱了自己的羁绊，他不相信有一个上帝在监视他的行动，他自以为是自己行动的唯一主宰，并且认为他只对自己本人负责，那么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这是一桩说来高兴的事吗？恰好相反，它难道不是一桩说来悲哀的事吗？不是世界上最可悲哀的事吗？”
[10]——这话像是在说萨特。
“最怯懦的事，莫过于做反对上帝的勇士了。”
[11]——这话像是在说尼采。
这正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帕斯卡尔与我们的同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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