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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1624—1642年黎塞留任首相的时期，有对胡格诺教徒的战争和对叛乱贵族的征讨；在1643—1661年马扎然任首相时期，发生过两次反抗王权的投石党运动，西南和北部的人民造反，以及继续同西班牙打仗。
总之，这是一个经济遭到严重摧残、民生凋敝的时期。
但它却为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后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帕斯卡尔的家庭是富裕的市民而非贵族。
他的父亲曾是法官和议员，当时法官的职务是可以用钱来买的，例如卢昂法院主席的职务值9万至10万法朗，巴黎法院主席的职务值35万法朗。
而购买这些职务的人，一般都是富有的资产阶级市民。
这些职务还可以世袭或出卖。
帕斯卡尔自己没有从事过什么职业或担任过什么职务。
他主要是靠父亲的收入和遗产生活。
帕斯卡尔的政治态度，毋宁说是非政治的。
他不怎么关心政治，甚至嘲笑政治，认为柏拉图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只是作为消遣写出来的。
他说：“如果他们写过政治，那也好像是在给疯人院订章程；并且假如他们装作仿佛是在谈论一桩大事的样子，那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听他们讲话的那些疯人自以为是国王或者皇帝。
他们钻研他们的原则，是为了把这些人的疯狂尽可能缓冲到最无害的地步。”
[1]他是有意地远离政治的，因为他最关心的是信仰和上帝，甚至科学的地位在他心目中也远在政治之上。
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一些话中看出，他是倾向于人格平等的，而这种主张人人平等的观点是与他接近原始基督教的思想相关联的。
对于日常生活方面的氛围，我们首先得指出它的重要性，因为它往往被人轻视和忽略。
许多人都谈到过，最伟大的思想常常受到最细小的事情的影响和纠缠。
这种种日常琐事对思想的影响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激发性的，即它刺激了思想的产生，许多伟大而富有灵感的思想的直接动机，却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另一个方面是阻碍性的，许多本来很有意义的思想却往往淹没在日常琐事中不见了。
正如帕斯卡尔说，小小的噪音也会干扰最伟大的思想家思考。
也许，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就因为思想者没有换一个地方居住，或者不能拥有自己的一间屋子而被葬送掉了；偶尔，某个面孔，某种风景也会对思想者产生决定性的意义，然而他却没有机会与之相遇。
笛卡儿的有关“我思故我在”
的那些思想是在一个冬天钻到巴伐利亚的旧式火炉子里想出来的；而苏格拉底却习惯于久久地站在雪地里凝思。
笛卡儿的思想需要热一点的气温，而苏格拉底却需要冷一点；反过来也许就无法产生那些伟大的思想。
时代常常总能产生它所需要的思想。
但是，它产生在谁那里，何时产生，有力到何种程度，有时却依赖于非常具体、细小的事情；而且，也不能完全排除没有产生时代所需要的思想的可能，和产生出使时代大吃一惊的思想的可能。
而这还不是重要的方面。
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等不仅直接影响着人的身体状况，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从正面或反面影响到思想的性质、状况和水平；而且影响到思维方式、思想习惯、思考内容，甚或影响到表达方式。
日常生活在此对人的思想，对精神具有某种本体的意义，以致某种理论可以输送来输送去，而当它输入到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日常生活状况中去时，那改变后的模样会使该理论的创始人大吃一惊。
关于帕斯卡尔生活的17世纪的上层社会日常生活，可以大致这样描述：
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法国的特权阶级在生活方式方面，正好开始了一种深刻的变化。
传统的持久不变的“习惯”
，被经常改变的“时尚”
所代替。
上流社会采取了这种时髦的风俗，以别于一般的民众。
时尚改变了居住、衣着、饮食习惯和礼节等。
城堡已逐渐变成乡间别墅，有钱人在城里置宅第，一部分时间住在那儿。
服装成为“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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