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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卡尔写作《致外省人信札》时的动机,是要生动有力地说服人们相信耶稣会道德的虚伪性并捍卫冉森派,然而这部作品的自然、清楚、简洁、精练的特点,却使它在客观上与古典主义不谋而合,使它成为一部古典主义的散文杰作。
这是不是恰好说明了当时的文化氛围对帕斯卡尔的影响——即使他并没觉察到呢?当然,这部作品之所以具有清晰明确的风格,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气质和经验也是起了作用的。
谈到哲学,勒内·笛卡儿(1596—1650)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真正始祖。
笛卡儿是第一个不仅用拉丁文而且用法文来写作哲学著作的作家(文学家则早已先行)。
笛卡儿在某种意义上接过了16世纪蒙田和夏隆(,1541—1603)的怀疑论,但他是把怀疑作为一种积极的方法,用来反对烦琐的经院哲学并构建新的哲学体系的。
他强调人的理性,富于科学精神,他自己本人也同时是一个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他的“我思故我在”
的著名命题具有开创的意义和永久的魅力。
他的天赋观念说和唯理论则与后来洛克的白板说和经验论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启迪了许多后来的思想家,开创了一个近代哲学的时代,是大陆唯理派哲学传统的创造人,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
他的法国后继者有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1638—1715)等,而与他差不多同时的伽桑狄(Gassendi,1592—1655)则批评其天赋观念的理论而捍卫感觉经验论,捍卫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观点和伦理学。
帕斯卡尔对哲学理论本身也是不感兴趣的,或者说,是不满足的。
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并不能满足人的最深刻的要求。
但是,帕斯卡尔对思想的强调,认为人为思想而生,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的看法与笛卡儿的人的思维、理性至上的原则还是有某种相通之处,虽然他们所说的“思想”
并不完全一样。
总的说,帕斯卡尔在思想上似更接近于怀疑论而非唯理论,也就是说,他更接近于16世纪的蒙田而非同时代的笛卡儿。
在某种意义上,蒙田是他们两人的共同出发点,他们一起从那儿出发却走了两条不同的路。
在17世纪,真正可以与笛卡儿在哲学上相抗衡的正是帕斯卡尔而非别人。
但是,对于帕斯卡尔的这一重要地位,哲学史家,尤其法国以外的哲学史家却一直不够重视,不过,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到现代应该说是越来越清楚了。
在帕斯卡尔的生活和实践中,最主要的推动力还是宗教。
尤其是冉森教派,给予了帕斯卡尔的思想以很大的影响和推动。
冉森教派并不是一种另立的、像新教那样独立出来而与法国传统的天主教相抗衡的宗教,而是仍保留在天主教内部,但在精神上却接近于新教的一个派别。
它的创始人是冉森(Jansenius,1585—1638),荷兰的著名学者,曾任卢汶大学的教授,伊普尔城的主教。
他受加尔文教的影响,一生精研奥古斯丁的著作,试图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朴作风。
冉森派在法国的主要据点就是波尔·罗亚尔修道院。
这个修道院建立于1204年;从1633年起,它开始置于冉森的朋友和拥护者圣西兰的影响之下,并扩展了自己的组织,吸引了一批上层社会的优秀才智之士。
冉森派在天主教内部的主要对手是耶稣会。
与耶稣会相比较,冉森派的主要特征是:在理论上接近于预定论而非自由意志论,相信神恩而非事功是得救之路。
它在理论上回溯到奥古斯丁,回溯到《圣经》尤其是圣保罗的学说;在组织上它并非面向大众,并没有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始终保持一小群人,虽然是一小群才华卓越的人,一小群知识分子、学者和作家,包括一些出身于富贵之家、富于文化修养的女子,如帕斯卡尔的妹妹雅奎琳,还有他的女友罗安奈小姐,都曾往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出家做修女。
它在生活上强调道德的严峻和清修,过一种简朴、寡欲的生活,它反对耶稣会那种道德上的决疑论,[3]反对那种貌似道德的“道德”
。
总之,它实际上在精神领域上是更彻底地宗教化的,比其他教派都更热烈,更虔诚,更有奉献精神,更少功利的考虑而更注重心灵的升华。
它不同意耶稣会的观点:即认为上帝会把“现实的恩宠”
赋予受**情况下的所有人,而是认为只是少数被选中的人方不会毁灭。
它实际上是天主教内部的一个少数派、精英派,甚至是自我默认这种地位的少数派,它不容易产生广泛的影响,甚至不想去赢得大众或权力,而只想在精神的层面上开掘,并力图在世俗化的浪潮前保护自己。
冉森派确实是孕育帕斯卡尔思想的一个合适摇篮。
一种宗教思想,一种宗教运动,在其创始人那里,是有其特定的精神目标的。
然而,当这种思想成为运动,尤其是一种取胜的运动之后,它就常常会产生另一种目的,另一种利益,而这种属于运动本身而非精神本身的目的利益就常常会压倒原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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