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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了这些话，自然很不高兴，甚至有些愤怒：这个明恩溥，一定是个帝国主义者！
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环球时报》在今年八月公布了该报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学者做的一项调查，确定“影响近现代中国的50个外国人”
，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刚才我引用的卢梭排在第1，马克思第7，比尔·盖茨第49，乔丹第50，明恩溥第16。
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家李景汉对明恩溥有这样一段介绍，说他1845年出生，1872年来华，1892年出版《中国人的素质》，1906年返美募捐并“为中国做了一件大事”
。
什么大事呢，就是说服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把两千万庚子赔款用在于中国有益的事业，特别是供给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留学，也包括创办清华大学。
对这样一位美国人的意见，我们不宜一骂了之。
我们要学学鲁迅。
鲁迅多次提到明恩溥的这本书，他读的是此书的日译本《支那人气质》。
1936年10月5日，也就是鲁迅10月19日去世前两周，他还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
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也就是说，真要捍卫中国人的荣誉，最重要的是向世人显示一个真正具有荣誉感的中国人所应该具有的行为和品质。
由此我联想到去年春天的涉日游行。
参加那几天游行的人们，我想大多数都是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
但是，游行时出现的有些非理性言行、低素质表现，恐怕是有悖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初衷的。
由此我又联想到8月15日《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差异”
。
什么差异呢？一位日本司机和一位在日本生活了15年的中国导游的差异。
这位日本司机，“早上我们出宾馆上车，他已把行李仓打开，并蹲在里面，等我们递过去。
第三天在京都时，中午我吃好饭，提前出去，他远远看到，快跑过来，马上打开车门。
下午一同行要从自己的行李箱中拿雨伞，司机几乎把整个行李仓的行李箱全翻了出来，才找到这位同行的行李。
当他把所有箱子全部归位钻出行李仓时，满头是汗，却依旧笑着”
。
可那位“中国老乡”
呢？“他也许在日本学会了规范、严谨——严格执行预先的旅游路线，旅游计划，不容更改——但是，真正的敬业，他可能还没学会。
比起日本司机来，见不到丝毫的热情与周到。
严谨的日本司机可以说，没到集中上车时间不开车门，也可以在没到下行李地点不费那么多精力去翻行李。”
这里讲的是在日本的中国导游。
说实在的，与那些和商店联手斩客的导游相比，这位中国导游的行为还不算太糟糕的。
但与那位日本司机相比，确实有令人遗憾的差异或差距。
更令人遗憾的，是媒体报道的一些在日本的中国游客的行为举止。
例如，《亚洲时报》去年2月有一则报道，说：“中国近年经济急速增长，部分中国人富起来，外游的人也愈来愈多，日本也开始看准中国的市场，吸引中国游客到访日本。
然而，有日本官员坦言，外来游客的犯罪个案之中，中国大陆的游客占了一半，在开放日本与维持治安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东京方面可谓是绞尽脑汁。”
2010年中国要举行上海世博会了，把上海世博会办得不亚于、甚至更优于2005年日本在爱知县举办的世博会，是我们作为中国公民、上海市民应非常严肃思考的问题。
在2005年的爱知县，从3月25日至9月25日，有两千多万观众参观了世博会。
但在“整个世博会会场，人们看不到一处痰迹，一处口香糖沾黏的痕迹，也看不到碎纸和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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