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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9·11”
事件以后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是康德写于二百多年以前的包括“永久和平论”
一文在内、收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之中的一组文章。
“9·11”
事件以后阅读康德的“永久和平”
设想，我们确实有理由比以前更觉得它“在现代条件下，注定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空想”
。
康德认为，甚至连一个由魔鬼组成的民族，也是能建立起法治的国家的，因为这群魔鬼至少是会考虑自己的利益的；进而，各个只考虑自己利益的民族，也是可望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世界性公民社会的，因为实际上恰恰是这种状况才真正对它们有利。
康德的这种想法，在完全不计功利的恐怖分子面前，也比以前更加显得苍白无力。
但是，康德在论证他的包括“永久和平”
在内的进步信念的时候所阐述的另外一个观点，在现在却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中心思想是为人类朝向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而进步的信念进行论证。
在他看来，这个信念的依据在于它不是不可能的，而不在于它无论如何是会实现的：“既然人类在文化方面，作为其本身的自然目的而言，是在不断前进的，所以也就可以想象他们在自身存在的道德目的方面也在朝着改善前进，而且这一点尽管时而被打断，但确决不会中断。
我并不需要证明这个假设，倒是对方必须来证明它。”
也就是说，康德在这里作的是一个关于“可能性”
的假定；从逻辑上来说，关于“可能性”
的假定是一个很弱的假定，而对这个弱假定的否定——说进步是“不可能的”
——则是一个很强的假定。
在这种情况下，更有责任作出论证的是持强假定的那一方；康德非常聪明地把论证的责任推给了对方。
但康德的论证并没有到此为止。
因为客观可能性方面的论据很弱，康德便把历史进步的主要根据建立在人这个主体的道德属性的基础上：一方面，人是可以选择恶、并且事实上也经常是选择恶的，这说明历史进步并不是一个确定不已的过程，但这并不是历史进步的缺陷，而恰恰表明人类不仅能够享受历史进步，而且配得上历史进步，因为这种进步是人类自由选择的结果。
另一方面，人性又有善的方面，这种善的方面将会引向一个理想的目标。
虽然还没有经验证据对此加以证实，但康德说：“因为迄今为止所没有成功过的东西，因此之故便永远也不会成功，这种说法甚至于就连说服人放弃一个实用的或技术的目标都办不到，（例如用空气静力学的气球进行航空的这一目标）；而对于道德目标就更办不到了，道德目标的履行当其在指证上并不是不可能的时候，就成为义务。”
也就是说，在康德看来，人类总体上的进步不仅是在逻辑和经验上两方面都“可能”
的，而且在道德上是“应当”
的：就像道德领域中履行德性是一个义务一样，历史领域中追求进步也是一个义务。
道德义务与经验世界虽然属于不同范畴，但康德还是设法在进步观念与历史进程之间寻找积极的联系，而不仅仅是消极意义上的“不矛盾”
而已。
一方面，人类身上的那种善性，要有一个历史事实来充分地表现，从而成为“人们不仅可以希望朝着改善前进，而且就他们的能量目前已经充分而言，其本身已经就是一种朝着改善前进了”
。
在康德看来，这个事实就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中人们表现出来的高度热情表明，“它除了人类的道德禀赋而外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原因了”
。
另一方面，人们的这种观念本身，也会反过来影响历史进程。
在“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
一文中，康德讲到古代的犹太先知、今天那些维护现状的政治家和那些预言宗教的完全倾颓的牧师们，实际上是用自己的预言来帮助这些预言的实现。
这是从反面来讲社会预言的“自我实现”
（self-fulfilling）作用——那些消极的、导致历史倒退的预言是会有实际的历史作用的，从而使得实际的历史进程果然就如同这种预言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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