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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老百姓祈平安、求富贵的精神需要非常自然，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能满足这样的精神需要也相当不错，但这种精神需要与一百年前的没有多大区别，而且满足这种需要的工作其他神灵一直在做，用不着劳驾九泉之下的毛主席他老人家来做，更何况人们希望毛主席保佑的许多事情，恰恰是他生前一心想要改变的、甚至废除的。
在刘少奇纪念馆，我感到有一个对历史叙事的高度重视和实际的历史叙事中的醒目空白之间的巨大反差。
第八陈列室中有一块巨大的展牌，上面是一幅大海波涛的照片，在这张照片的背景上，书写着九个巨大的汉字：“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这句话是刘少奇讲的。
据《刘少奇年谱》记载，1967年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刘少奇在被拉去批斗前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批斗后，刘少奇被与家人隔离，单独看管，失去了行动自由。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这句话的含义类似于王安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
有学者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史观文化”
。
我的理解，这种“史观文化”
的特点是历史叙述不仅对政治人物起着政治借鉴的作用，不仅对普通百姓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而且对活在此世、活在当下的所有人都有类似于宗教救赎的意义，它给春风得意、乘胜前进中的人们以鼓舞，也给落马失意、身陷囹圄的人们以安慰。
刘少奇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一语把中国文化的这个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起来，值得用超大字体不仅写在刘少奇纪念馆，而且写在中国的每一座纪念馆里。
但是，恰恰在这个纪念馆，刘少奇讲这句话的时候所处的那段历史，为这句话作注解的那段历史，却几乎只字未提，留下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巨大空白。
在李大钊纪念馆，我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十分宝贵的理论遗产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纪念馆除了介绍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以外，还对他作为北大教授和图书馆馆长的工作进行了介绍。
李大钊的著述中，历史、哲学和历史哲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甚至在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李大钊都是最重视唯物史观并且对唯物史观作出最好理解的一位。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李大钊起先也是用“当今世界文明之潮流”
来对民主的正当性作进化论的论证，但后来则设法用“物质变动”
来对包括民主思潮在内的“思想变动”
作唯物史观的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相当自觉地把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和价值性统一起来，从而把唯物史观与人道主义结合起来，而不是或者像陈独秀那样简单地推崇自由和人权等观念，或者像瞿秋白那样直截了当地主张“历史工具”
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自觉地避免唯物史观与人道主义的外在统一，而主张这两者之间的内在统一。
在写于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文中，李大钊还认为虽然马克思设法把人或阶级的活动同客观的经济规律协调起来，但又说这种协调“终觉得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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