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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陶行知教育学说在新中国的争论和研究
一、初期的全面肯定
1947—1951年每年都举办纪念陶行知的大型活动。
尤为隆重的是1949年7月25日新中国成立前不久举行的纪念会，许多中共领导人都出席参加。
参加者中还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1877—1968），他是毛泽东1915年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并阻止了学校开除毛。
徐特立在讲话中将陶行知誉为自己的老师和楷模。
[70]为了缅怀陶行知，这段时期还相继发行了相当多的出版物，如陶行知教育文选、诗歌集、生平传略、纪念文集等。
[71]戴伯韬（1907—1981）是陶行知的学生并与其长期共事。
他在回忆录中提出，除毛泽东外，陶行知也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与实际的创始者之一”
。
[72]陶行知逝世四周年之际，中国教育界的官方刊物《人民教育》发表社论《革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73]将向陶行知致敬的浪潮推向了**。
这篇社论号召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继续研究和发展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将其思想和行动与中国的传统教育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划清界限；强调其教育学尽管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仍然对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张健是陶行知“山海工学团”
的学生，后在新中国的教育部门任要职。
他1949年在《东北教育》杂志上还撰文声称，陶行知的著作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是十分有价值的财富，因而很值得学习和应用。
[74]但两年之后，他在《人民教育》11月号上却坦承，将陶行知教育学说与毛泽东教育理想相提并论是他最大的政治思想错误。
虽然陶行知后期（1935—1946年）受共产党影响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主的运动，并因此在教育方面有一些进步，然而其教育理论体系始终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
的生活教育理论”
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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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伯韬也修正了之前的观点。
在一篇报刊文章中他背离了1948年关于陶行知那本书中所持的立场，认为陶行知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否认系统传授知识，因此没有脱离杜威的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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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开始质疑自己过去对陶行知的教育工作正面评价的是陶的学生和同事董纯才（1904—1990）。
他作为党内的教育家，1942年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写的前言中，积极评价了陶行知：“近几十年来，中国兴办教育，不是东抄袭日本，就是西仿效欧美，很少能根据本国情况来创办教育事业的。
但近一二十年来，陶行知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反积习，不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反对‘老八股’，并且还进而反对‘洋八股’，反对在教育事业上的‘仪型他国’，积极主张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改造中国教育。
他倡导‘教学做合一’，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立了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际，陶行知先生的这种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于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教育与奴化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同时也就是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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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51年董纯才在《人民教育》发表的《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中却悔悟说对陶的评价既夸张又不真实，认为“中国新教育的基石，不是别的，而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中国解放区人民教育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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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1953年5月仅《人民教育》就刊登了12篇文章，以不同的侧重点和尖锐性竞相论证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荒谬。
[79]潘开沛的文章《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是这场批判运动的登峰造极之作。
[80]潘开沛在抗日战争中曾在解放区从事教育工作，在这篇论战檄文中激烈地抨击陶行知的教育学。
他虽然承认陶行知曾是共产党的朋友，但对共产党开办的教育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解放区的人民教育是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创造的，绝非仿效陶的生活教育。
对于陶行知今天是否还有意义，他进一步指出，眼下在建设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中，必须与陶划清界限，因为如果现在还采用生活教育的办法，将会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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