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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在革命党中,做会党工作的人,绝对要超过做新军工作的人。
很多革命党人,在革命里是同志,在会党里则是大哥和龙头大爷,存在着强烈的角色混乱倾向。
革命成功了,在革命党看来,是革命党的胜利,在会党看来,则是帮会的哥弟坐了天下。
可是,会党毕竟具有黑社会性质,带有反社会的特征。
革命后,凡是会党占上风的地方,秩序都大成问题。
他们成群结队,在城市里公然包娼包赌,大呼小叫,甚至公然抢劫,让市民和士绅以及商人都非常反感。
革命后的湖南,被视为会党大爷的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被会党兄弟搞得焦头烂额,长沙秩序大乱。
革命后的广东,各地的民军也大抵有会党背景,各立门户,互相残杀。
两个革命党的都督,毫无办法。
四川的袍哥,成了革命后的主宰,连政府机关,都得大开公口(帮会的堂口),大小官员,都得自称袍哥大爷。
陕西也是山堂林立,自立政府,开堂审案,出现了相当多的滥杀、抢劫和袭击教堂的事件。
这些会党的作为,都是在革命和革命党的名义下出现的,因此很大限度地败坏了革命党的声誉。
四川和陕西,在袁世凯对革命党下手之前,革命党已经丢了政权。
而湖南的新军叛乱,杀了两位革命党的都督,居然也没有引起民众的不满。
在二次革命中,只有较早镇压了会党的江西革命党,还有点抵抗力,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一哄而散。
整个社会,非常冷静地看着这些革命的先驱,被袁世凯赶走,流亡海外。
无疑,这个结果,跟革命党不得人心大有关系,而革命党的不得人心,跟会党的败坏有直接的关系。
最后,是革命中西方列强的态度。
内地的辛亥革命的研究者,已经最大限度地整理出了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列强的种种表现的资料。
显然,在革命中,西方列强大体有两种态度。
一种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作为同盟,英国和日本其实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
日本作为对中国有更大野心的近邻,趋向于干涉,而英国则反乎是。
在其他列强的反对下,日本最终没能干涉,而是跟英国协调了关系,保持了一致。
它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持中国的君主制,最好形成一个君主立宪的格局。
而另外一种态度,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则对中国的共和革命持赞同立场。
但不管持何种态度,总的来说,当时西方对中国的革命,大体上还是乐观其成,持谨慎的稍有偏向(偏向革命)的态度。
这从武昌起义发生不久,西方在武汉的领事,宣布保持中立就可以看出。
作为与清政府建有正式邦交关系的国家,在事态尚未明朗之际,居然宣布承认反叛者作为交战的一方,保持中立,耐人寻味。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革命发生之际,欧洲列强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已经吸引了欧洲列强的大部分注意力。
所以,尽管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列强也没有派出哪怕一个副部长级别的外交官来过问一下。
在那个时代,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西方列强眼里,还只是一个弱国,小国而已。
一个历史事件,尤其是像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件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视角,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工具。
单线条的研究,不足以理清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也不足以揭示革命背后的逻辑。
人们常说,要以史为鉴,要接受历史教训。
但以史为鉴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真实和清晰的历史。
否则,我们就找不到教训在哪儿,自然也就无从谈吸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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