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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职业习惯对审美的破坏，就像我们读小说，小时候会很简单，一接触就会废寝忘食沉醉其中。
可是，当你后来成了一个职业的小说研究者，读小说时也就有了审美之外的职业目的。
你会读着读着突然感觉某段话或某个情节对你有用，于是急忙抄下来，以备将来写论文用。
这种出于审查目的的阅读，与审美是背离的。
它不但破坏了审美欣赏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而且审美的无目的也最终让位于职业性的目的。
很多文艺理论界的朋友说，当初是因为迷恋读小说才选择了搞文学理论，但搞了文学理论却再也无法找回当年读小说的感觉。
这肯定是如上原因造成的。
但是我认为，这一切又都是正常的。
人的一生分不同阶段，审美活动也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表现出种种不同的特性。
我们不可能一生总停留在幼童阶段，让人保持在一种童真化的阅读状态是不现实的。
甚至可以说，一个天真的阅读者或审美欣赏者，他那种天真的欣赏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
就像我们过去看琼瑶小说，很多少年迷恋上了其中的白马王子或白雪公主，并信以为真，这明显就是被美的假象欺骗了。
当然我们就此也可以看到，如果说美是建立在欺骗的前提下的，或者说它只不过是一种诗意的骗局，那么它一定不可能对人的生命形成长久的正向支撑。
所以我们必须走向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说，科学认知、理性介入和职业习惯，虽然可能使我们因走进了事物的背后而几乎失去了美感，但戳穿这个不合实际的诗意骗局也并没有什么可惜。
它可能是反美学的，但这种对美的澄清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然，以此为背景，进入审美的第三个阶段是重要的，即：一方面我们借助理性洞见了审美对象或者艺术作品的本质，同时也深切体验到了这个作品所传达出来的价值观，所表达的爱或者对人类的悲悯和关切，这才是审美活动的最具意义的收获。
过去，尼采将审美的最高境界设定为梦与醉的交叠。
我不认同这种非理性的看法。
我认为，审美不能建立在自我欺骗的基础上，而应该首先基于理性，然后再超越理性。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时下“90后”
中流行的非主流的美的？
刘成纪：说实话我是非常赞赏。
而且就一种基本的情感态度来讲，不管社会上形成什么新的审美思潮我都由衷赞赏。
为什么呢？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总会带来审美观念的差异。
一般而言，无论60后、70后还是80后，他们的审美观在形成之初，都和父辈发生过矛盾。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归顺或屈从于父辈的审美观，这是让人深感不幸的；也在某些方面保持了这一代人新的特征，这就让人庆幸，因为毕竟他们还有专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特征在。
但是，对于形形色色的代际之间的审美矛盾，我认为必须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就是说，一种审美观形成的过程就是它被自己所处的时代局限的过程，它某些方面的强化必然带来更多方面的残缺。
在这种背景下，最让人憎恶的就是作为父辈，因为掌握着话语权就对年轻人的审美选择说三道四、横加干预。
更让人憎恶的则是这批从家庭到社会都占尽绝对权威的所谓“主流”
阶层，动用公共舆论压制审美的弱势群体。
所谓“非主流”
这一概念本身，就极好地说明了90后这一群体，在包括审美权利在内的社会权利诸层面，都被弃置于社会边缘的令人同情的处境。
西方人讲趣味无争辩，这是说一个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从这点看，任何关于美的争论，表面看来振振有词，其实都不过是在论证一个本来什么标准也没有的东西。
也正是因此，任何一个美好的时代，一定是一个审美多元的时代。
你看唐代，它有什么审美标准吗？没有。
也就是说，每个人、每一代如果都能按照自己的个性去成长，这就是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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