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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
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
[6]从这里，渡边宪正推断出此时的恩格斯在理论上的摇摆不定，即在施蒂纳批判的基础上，恩格斯论述了费尔巴哈的“人”
的抽象性，将其与经验的个人相对立，这应该是恩格斯的自我批判。
从费尔巴哈也提出过扬弃“人”
和个人的对立这一点来看，恩格斯承认了自己所批判的“人”
的现实性，从整体上看，恩格斯还停留在费尔巴哈的理论框架当中。
也就是说，一方面，恩格斯接受了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没有把握住“人”
和经验的个人的关联，因此，他没有怀疑“人”
的现实性，这是他和施蒂纳的不同之处。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回信内容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恩格斯在1845年1月20日写给马克思的回信里了解马克思对施蒂纳所持有的批判态度。
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表明自己同意马克思的意见：“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
[7]，在信里，恩格斯还告诉马克思说，赫斯也得出了和马克思“同样的意见”
[8]。
关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批判开始的时间，渡边宪正认为是在1844年和1845年之交的冬天以后，也就是在意识形态论争不断高涨的时候。
因为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还表达了对费尔巴哈强烈的同感。
而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理论贡献作出了如下的评价：
“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
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得不到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9]
“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
[10]
那么，为什么在短期内马克思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反转呢？是否能说此时的马克思出现了根本性的理论转换？渡边宪正对于这个问题的思维已经超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范围，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找到了答案：上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价并不表示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的理论，而是马克思改变了费尔巴哈的概念，并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理论构建的脉络之中，而这是一种自觉地从本质上对费尔巴哈进行的批判。
换句话说，马克思已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费尔巴哈进行了充分的批判，他在理论上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换，而只是继承并发扬了他原来的思想而已!
渡边宪正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论中，通过把类本质概念与人的生命和生活的生产相结合，将类本质的异化还原为现实的对象性财富或人类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废弃了原本应该是本质的类的概念。
对于马克思来说，人是在各种现实的感性关系中被分裂为二的，他从人本身制造了这种分裂这一角度来认识人的存在结构。
所以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抛弃了费尔巴哈所谓的“类的本质和人”
的对立。
而且，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不是从类的意识，而是从现实中存在的个人的矛盾本身去寻求扬弃异化的根据。
如果人是类的存在，作为类的存在与自己相异化的话，那么以类的本质为根据是无法说明和扬弃异化的。
因此，马克思必须把扬弃异化的根据理解为异化本身的生成物。
并且，这种异化要通过生活在矛盾中的个人在实践中解决这些矛盾，组成独特的结合方式即社会来被扬弃。
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采用费尔巴哈那种把类的本质作为根据去扬弃本质与个人的对立的理论框架。
由此，渡边宪正得出结论，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内容应该是他在之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形成的费尔巴哈观的延伸。
马克思将费尔巴哈批判为自己所用，的确是一个转换。
但是，从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系上来看，这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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