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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国对这些手稿的研究大多依据的是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
当然，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在手稿出版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他们对手稿类著作的文本解读却包含着固有的缺陷，即往往不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譬如由于对《手稿》中异化论的评价不高，于是就拒绝将《手稿》收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正卷当中，直至后来遭到了抗议才不得已将它收录于《补卷》之中。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手稿类著作的研究上也有问题，这就是他们中最优秀的分子不仅大多没有读过MEGA②公布的最新资料，而且又急于转向社会批判，这使得他们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类著作的文献考据和文本解读上略显粗糙。
最典型的莫过于阿尔都塞，他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粗糙程度有时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最后，它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
对东方国家而言，所谓现代化一般是指市民社会化。
西方社会是从日耳曼共同体的解体而步入近代市民社会的。
而东方社会，由于其社会组织原理是亚细亚共同体，它们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从亚细亚共同体走向市民社会，然后才能过渡到未来的共同体。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我国社会现在开始面临着两个重大的转型：一个是从东方的亚细亚共同体向市民社会的转型；另一个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向承认私人产权的市民社会的转型。
2007年我国通过的《物权法》可视为这两个转型的标志。
那么，如何完成这一转型呢？这一问题目前已成为我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实践课题，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界和法学界有关“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
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实践课题的理论反映。
作为一个事实，马克思曾经在《大纲》的《各种形式》中对共同体如何向市民社会过渡作过专门的讨论，这对于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思考这一问题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件幸事。
日本马克思主义（参见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思考了东方社会如何过渡到市民社会这样的问题，他们有关“共同体的三种形式”
、“资本的原始积累”
、“个体所有制”
等问题的讨论其实都缘于这一问题意识。
由于日本与中国的类似性，他们的思考对于我国的具体实践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如果有的读者说，我们已经实现了从东方社会向未来社会的跨越，他们的有关思考跟我们无关，甚至还认为我们的境遇要比他们好得多，那将是大错特错了！
我想以马克思说过的话为例，身在英国的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这样告诫落后的德国：“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22]尽管拿这一例子来说明我国也需要直视市民社会问题并不十分恰当，但是，日本学者曾经做过的工作的的确确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课题。
早在几十年前，徐崇温先生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
范畴将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系统地介绍给中国。
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一范畴不仅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
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道，构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架构和对象，而且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随着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衰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教科书范式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之类的多元化范式，马克思本人的色彩在逐渐减退。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化的代表，正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和西方人特有的时代感觉，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甚至有取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趋势。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还很难说真正消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刚刚步入市民社会的国度而言，这种趋势的出现还为时尚早。
在今天，我们可能更需要引进日本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已经很多，而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介绍却相对较少。
随着“日本马克思主义译丛”
的出版，连同其他团体和学者的译介活动，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一定会出现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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