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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理想’。
所以从字源看，‘典型’与‘理想’是密切相关的。”
[13]这就是说，典型首先需要表现出一种普遍性或一般性，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都要同某一类人的理想、标准挂钩，就像从同一模子里造出来的无数事物之于该模子一样。
所以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借比较“诗”
和“历史”
的不同解释“普遍性”
说：“普遍性是指某一类型的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
[1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与历史是有本质区别的，“历史学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因此，诗比历史是更哲学的，更严肃的，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
[15]普遍性、一般性，或者说代表性和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性，这是把握典型内涵的第一点。
图2-10阿Q画押
以中外经典作品为例。
譬如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于19世纪30年代初创作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看到了类似奥涅金这样的贵族青年同整个俄国革命的复杂关系：他们虽然接受启蒙主义教育而不满社会现实，但是又无力摆脱贵族的生活方式，耽于幻想而不见行动，不愿与贵族社会同流合污，同时也远离人民群众，有的只是精神的惰性和“头脑里的革命”
。
普希金深刻洞悉到这类矛盾的社会性格，于是创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多余人”
形象。
若干年后，中国作家郁达夫受此启发，在《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中也塑造出代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精神普遍性的“多余人”
形象。
再如，鲁迅先生《阿Q正传》里的阿Q（图2-10），其具有典型的“精神胜利法”
特征：既质朴愚昧但又圆滑无赖、既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既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既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既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既憎恶权贵又欺炎附势、既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既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既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总之是所有对立矛盾的性格因素都集于其一身。
直到最后被当成革命党砍头，他的头脑里还在稀里糊涂地盘算着如何把那个“验明正身”
的押“画圆”
。
显然，鲁迅先生在这里正是运用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的典型化塑造方法，将一个既“不幸”
又“不争”
的个性人物上升到一种“国民劣根性”
批判的高度上。
于是，阿Q便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小说人物，更是包含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的一个集体人格符号。
类似带有社会普遍性、一般性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例如契诃夫的《套中人》、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罗丹的《思想者》和《巴尔扎克像》，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
所塑造的诸葛亮、武松、孙悟空、贾宝玉等等。
典型内涵的第二点，就是对应于普遍性、一般性而言的特殊性、个别性，即所塑造的人物需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性格特点。
诚如亚里士多德在上文中所说的，普遍性是“诗”
（艺术）要首先追求的目的。
但是，他仍然辩证地指出在抓住了同一类人的共性之后，还需给人物以个性，即“给人物起名字”
。
“起名字”
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其实质上是要求艺术家将共性、普遍性的洞见落实到个性、特征化的艺术实践中去，所创造的人物既富有代表性，同时也是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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