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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们会进行内在意图、动机、诱因及行动等判断过程。
虽然有可能将电脑设计成类似的方式进行思维（Colby，1982），但是两种思维过程间仍有相当大的鸿沟。
另外，在社会情境中思索有关社会现象的过程，本质上就不同于对中性信息独自进行处理的过程。
（二）忽略情绪与动机
当前认知心理学忽视了像情感与动机等重要的人类现象（Bersheid，1992；Hastorf&Cole，1982）。
该取向一味遵循认知心理学原有的观点，不思突破，则有犯同样错误的危险。
在一味重视脑袋里的东西时，就可能会使研究处于丧失灵魂的危机中。
在20世纪20～30年代间，行为学派在美国盛行一时，而认知过程研究并不多。
学习论者托尔曼是一个例外，他强调认知的重要性，批评当时盛行的人类行为的电话交换机模式（刺激—反应）。
一位批评托尔曼的学者指出：他让动物淹没在思考中，却未能思考它们何以选择该项行动（Guthrie，1952）。
同样的，当代一位认知心理学学者也提到：“正如认知心理学呈现的：让人们迷失在思考中而未能行动的危机一样，当前研究取向（认知人格）仍然未触及解决行动如何发生这一问题”
（Posner，1981，p.340）。
（三）治疗作用不明
以认知为基础的治疗法被广泛应用，但是它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虽然这些治疗法有共同认知重点，但是缺少一个理论模型。
此外，它们通常与认知心理学本身的研究论述没有直接联系（Brewin，1989）。
其次，虽然这些研究取向主张认知扭曲是情绪失调（如焦虑与抑郁）的原因，但是究竟是它们决定了负面情绪，还是负面情绪的联想或结果，仍有待澄清（Segal&Dobson，1992）。
如同行为治疗界中一位权威人士所说，“谈到因果，抑郁患者非理性认知的特征是否可能为困扰情绪的结果而非原因？”
。
（Ra，1983）再次，人们不清楚到底认知治疗是强调理性、实际认识还是适应性认知。
这些用语都曾被提过，还常常彼此交换使用。
然而，有证据指出，抑郁患者就比常人更不会为认知扭曲而苦恼（Poion，1986）。
治疗的目标是在协助人们学习如何将现实扭曲得更好以得到较佳感受。
最后，虽然有一些证据指出，对某些患者，某些认知疗法有某些疗效，但这点仍未确定（Miller&Berman，1983）。
总的说来，人格与治疗的认知信息论还是有着美好的前景。
尤其是学者在研究时注意到上面提及的这些不足后，应该说认知信息处理论的一些进展多少修补了其缺失。
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认知到情绪和动机，前面提及可能的自我与自我标准均是讨论自我图式的动机性质。
二是从认知到行为，认知信息论并非一味只强调思考，相反地，越来越重视行动。
与特质论只重视人们所拥有的结构的观点不同，该研究取向还重视人们想要进行的事物（tor，1990）。
研究者用许多观点来强调人们是朝向一定目标行动的，如目标、个人计划、个人奋斗目标以及生命作业等概念（p;Zirkel，1990）。
三是从西方自我到跨文化自我，在形成个人人格上，文化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西方原来不言自明的“自我”
，在其他文化中，其含义却可能与我们得自西方社会的差别甚多（Roland，1988；Shweder，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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