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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跨文化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出，相同因素在不同文化人格因素模型中的不同次序。
如外倾性在西方位于第一位，而在东方文化下却位于次要位置。
张雨青和林薇（1995）跨文化研究中国家长对子女人格特点的自由描述中发现，大五因素同样存在于中国儿童中。
但是，与美国、荷兰、比利时相比，由于文化不同，对各因素的重视程度不同，因素的次序也不同。
中国家长对“谨慎性”
和“智力”
两因素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对“宜人性”
的描述很少。
二、人格因素的数量
人格因素的数量应该是几个？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数量模型，有大三、大五、大七等。
（一）大三人格模型
艾森克（Eysenck，1947，1967，1986）提出了三因素模式：外倾性（extraversioicism），精神质（psy）。
艾森克根据三因素模型建构了他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yQuestionnaire，EPQ，1986），该量表在人格因素的测量和评鉴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腾根（Tellegen，1982）的三因素模式把人格和情绪联系起来，提出了人格结构的三因素模型，即正情绪（positiveemotionality）、负情绪（ionality）和强制（t），以此形成了他的多维度人格问卷（MultidimeyQuestionnaire，MPQ，1982）。
这一问卷测量了3个高阶因素和11个层面维度。
正情绪被幸福感（well-being）、社会潜能（socy）、成就（at）和社会亲密感（socialess）4个层面维度所界定。
负情绪由紧张反应（stressrea）、疏离感（alienation）和攻击（aggression）3个层面量表所构成。
强制由控制（trol）、避险（harmavoidaraditionalism）3个层面量表组成。
奥斯古德（Osgood，1957）及同事用语义分析和因素分析获得了大三维度：评价（evaluation）、活动（activity）和潜能（potency）。
这一模型的稳定性已在几个跨语言研究中得到证实。
（二）七因素模型
除上述介绍的两个中国人的大七人格模型外，还有腾根和沃尔（Tellegen&Waller，1987）的七因素模式。
他们认为大五因素模型在选词时排除了许多评价性术语和状态术语，而这些词汇也反映了人格的重要内容。
他们采取了非限定的选词标准，在自然语言中按原貌进行分层抽样，从《传统的英语美语词典》（1985）中抽取出了400个人格描述词，经因素分析后获得了7个维度：①正情绪性（positiveemotionality）；②负价（ivevalence）；③正价（positivevalence）；④负情绪性（ionality）；⑤可靠性（dependability）；⑥宜人性（agreeableness）；⑦因袭性（ality）。
在大七结构模型中有5个因素与大五因素有对应关系，“大七”
增加的两个维度涉及自我评价的正反两方面，即正价和负价，描述正价的特质术语有：优秀的、特别的、印象颇深的（感人的）、有技能的、无敌意的等；而负价的标示词包括：魔鬼的、邪恶的、可怕的、令人生厌的、遭人憎恨的、道德败坏的等。
基于这7个因素，现已形成由161个项目所构成的“大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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