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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党的十九大“办好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定位为以服务残疾人为主。
这深刻影响到了特殊教育学学科知识建构。
广大特殊教育工作者紧紧围绕关怀残疾人价值理念，在特殊教育观念、课程与教学、特殊教育政策等研究领域更加精准化地、人本化地探讨对所有残疾人享有公平、优质教育的保障。
促进特殊教育公平发展、特色发展，成为特殊教育研究和实践的主题。
例如，方俊明的21世纪特殊教育创新教材（2011），分“理论与基础”
“发展与教育”
“康复与训练”
三个系列的研究，很好地反映了这种价值理念；孟万金等对特殊教育公平实证研究的系列论文也体现了上述价值追求；王培峰的《特殊教育政策：正义及其局限》（2015）专门立足特殊教育政策，以政策学和政治哲学的视角探讨了特殊教育政策在公平正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
第二，特殊教育学学科发展建设始终坚持服务于特殊教育人才培养、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建设特殊教育知识体系。
服务于特殊教育人才培养、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是特殊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
在特殊教育学学科初创时期，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有了明显变化，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教育条例》中的“根据残疾人的身心特性和需要，全面提高其素质，为残疾人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条件”
。
特殊教育发展侧重以三类残疾人群的不同群体特征为分类依据，主要实施盲、聋、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
特殊教育学学科知识建构也强调根据残疾人群体不同残疾类型的特殊性，围绕不同残疾人群体特征和群体需要，以服务于三类特殊教育学校的义务教育所需师资为重点，开展三类特殊儿童教育的基本理论知识研究。
例如，李牧子的《盲童教育概论》（1981），叶立言的《聋校语言教学》（1990），许家成、张文京的《弱智儿童教育》（1990），朴永馨的《聋童教育概论》（1992），肖非、刘全礼的《智力落后教育的理论与实践》（1992），沈家英、陈云英、彭霞光的《视觉障碍儿童的心理与教育》（1992），银春铭的《弱智儿童的心理与教育》（1993），华国栋的《差异教学论》（2001）等，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学知识建构对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开展的指导。
再者，为了更好地服务特殊教育人才培养，特殊教育知识范畴开始延伸。
有学者围绕特殊教育史、特殊教育医学基础等开展研究，如朴永馨的《特殊教育》（2000）、张福娟的《特殊教育史》（2000）、刘艳虹的《特殊教育医学基础》（2001）等。
另外，特殊教育知识建构不断面向国际，借鉴发达国家特殊教育发展经验，开展比较教育研究，引进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为我国特殊教育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例如，朴永馨的《智力落后学生心理学》（1983）对苏联智力落后学生心理学知识的介绍，陈云英对美国全纳教育理念的借鉴，刘全礼的《个别教育计划的理论与实践》（1999）对美国个别教育计划的引进，等等。
在工具书研究方面，张明、高长升、柯巍、段为民主编的《特殊教育辞典》（1993）和朴永馨主编的《特殊教育辞典》（1996）相继出版，规范了特殊教育学知识概念，进一步奠定了特殊教育知识基础。
在特殊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期，随着国家整个教育事业的全面进步以及对全纳教育思想理念的引入深化，满足不同残疾人个体化的特殊教育需要开始成为特殊教育学关注的重点。
特殊教育学知识的建构注重围绕促进实现残疾人平等以及更好地参与社会、融入社会，面向所有残疾人，关注残疾人个体差异，侧重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在特殊教育改革、课程教学、融合教育以及康复训练等方面开展理论研究和特殊教育人才培养。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特殊教育学学科知识拓展方面：一是特殊教育基本理论方面，拓展了研究范畴，出现了特殊教育哲学研究，特殊教育理论更加丰富、完善，如方俊明的《特殊教育的哲学基础》（2011）、王培峰的《特殊教育哲学：本体论与价值论的研究》（2012）等；二是在特殊教育实践研究范畴拓展了教育对象，一批年轻学者对孤独症儿童、学习障碍儿童、情绪行为障碍儿童、多重障碍儿童、超常儿童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丰富了特殊教育知识；三是在特殊儿童康复方面的研究也日趋增多，并成为特殊教育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杜晓新和黄昭鸣的《教育康复学导论》（2018）等。
第二，特殊教育在课程教学改革和融合教育方面，主要围绕特殊儿童身心成长、社会参与和融合，开展了大量的课程与教学研究、个别教育计划研究、融合教育研究。
特别是随着2014年《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提出“全面推进全纳教育，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
，以及2016年《盲、聋、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标准》制定实施，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融合教育研究成为特殊教育研究新动向。
例如，王雁的《中国特殊教育教师培养研究》（2012）、邓猛的《融合教育理论反思与本土化探索》（2014）反映了这一时期特殊教育改革和融合教育方面的知识进展。
另外，丁勇的《当代特殊教育新论：走向学科建设的特殊教育研究》（2012），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学者在特殊教育基本理论、特殊教育政策、教师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反映了特殊教育学学科发展在服务人才培养、建构特殊教育知识方面的进展。
（三）特殊教育学学科发展建设的驱动机制
特殊教育学建立在我国现实境遇中，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渊源，形成了鲜明的发展路径和逻辑。
具体说来，主要是党和政府关心支持特殊教育的政治驱动机制，法律法规强力规范的法治驱动机制，社会需要和公共参与的社会驱动机制。
1.政治驱动机制
政策是贯彻和体现党和政府政治意志和权威的主要形式。
特殊教育政策历来都以党和政府高度的政治权威形式，明确规定特殊教育理念、实践。
以党和政府政治理念保障特殊教育发展是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
甚至可以说，特殊教育活动就是一种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政策性设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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