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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知行观以“去人欲，存天理”
为工夫，以超凡入圣为目标，这迎合了宋明时期加强道德教化的需要。
④其中主要以程朱为代表。
程颐指出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知的指导，否则就无法取得积极的成效，“须是知了方行得”
，“识在行之先”
。
朱熹也认为，知行在逻辑上有先后之分，“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朱子语类》卷九）。
以知、行关系理论为基础，朱熹通过阐发《中庸》的有关思想，提出为学的一般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程朱讲知先行后，力图说明道德实践对道德认识的依赖性，突出强调道德认识对道德实践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凸显了道德实践主体的认知自觉性。
第三，知行合一并进论。
此观点的主要代表是湛若水、王阳明。
王阳明认为知与行“元来只是一个工夫”
，是同一工夫的不同方面，“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
“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①
在知行难易问题上，主要有知易行难、知难行亦难等不同意见。
第一，知易行难论。
孔子虽是知行统一的学者，但他特别强调行的艰难与重要，荀子也有相同的主张。
儒家学派将知识论与道论结合在一起，致知与修养的问题乃不可分，所以“知易行难”
与重视道德实践的精神有一定关系。
汉唐以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基本上持赞同的观点。
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家、哲学家对“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所做的新的诠释，是有特定的含义，要进行具体分析。
②
第二，知难行亦难。
宋代程颐为了贯彻“力行须先知”
的思想，改造了《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的命题，提出“知难行亦难”
的观点。
在知行孰轻孰重上，有重知、重行和知行并重三种取向。
程颐重知，认为“学莫贵于知”
，“内不知好恶，外不知是非，虽有尾生之信，曾参之孝，吾弗贵矣”
。
朱熹则强调行的重要性，之所以知轻行重，是因为知不能脱离行，只有“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
。
人通过践行才能使所知进一步深化，行是知的目的、归宿，“工夫全在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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