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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题，开始了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中国化的探索。
教育学中国化问题是在1957年提出的，其实这种思想在共和国成立之时就引起人们的注意。
1951年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就提出要逐步建立新中国的教育科学。
1955年教育部在上海召开的高师教育学教学大纲讨论会上，再次提出创建和发展新中国的教育学。
1957年年初，朱典馨也提出，我们需要一本中国的教育学①。
1957年，《人民教育》7月号发表了《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的笔谈，学者们再次谈到教育学中国化，瞿葆奎先生专门撰文对教育学中国化问题进行探讨。
随后，我国学者结合时代需要，开始建构中国的教育学及分支学科。
此阶段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潘懋元先生对建构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但这种探索受到当时社会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时间不长。
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期进行调整，在总结1958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于1961年召开了文科教材会议，使得教育学科发展出现转机，但教育工作中的“左”
倾思想没有得到扭转。
侯怀银教授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国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启示，认为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必须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必须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必须重视和加强教育科学研究；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不能局限于参照一种范式，必须适应世界教育科学发展的趋势；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必须注意体现中国特色；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必须突破普教研究的樊篱，全面推开。
这是比较中肯的总结。
“**”
期间，教育学科的探索中断，教育学科的科学性遭到破坏。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由于在师范院校教育系中，主要有学校教育专业、学前教育专业，教育系的课程主要有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学前教育学、教育政策、毛泽东教育思想等。
（三）教育学分支学科的恢复、重建与探索发展阶段（1977年至今）
1976年10月，“**”
结束。
经过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把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定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教育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
随着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正常化，教育事业与教育科学都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
如果说1919—1949年是中国教育学科的初创期，那么这一时期则是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期。
与初创期相比，处在发展期的中国教育学科不仅在分支数量上有大幅增加，而且呈现出一些“辩证”
的特点；在领域上呈现出分化与整合的统一，在内容上呈现出“西学”
与“中学”
的会通，在方法上呈现出定量与定性的互补。
①
1978年6月8日至29日，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座谈会，大家肯定了1961年确定的文科教学方针和此后获得的经验，颁布了《高等师范院校的学校教育专业学时制教学方案（修订草案）》，主张开设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小学教材教法等必修课，开设教育哲学、教学论、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前教育学、教育行政与学校管理等选修课②，教育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初现端倪。
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教育部、中国教育科学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
讨论了1976年至1985年的《全国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明确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并提出了教育科学体系问题③。
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81年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科学研究所联合举行“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教育科研”
为题的座谈会。
人们已普遍感到教育学是一门多科性的边缘科学，是一门综合科学，须认识其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的基础。
当代教育科学研究几乎涉及教育的所有领域，参与教育研究的学科极其广泛。
教育科学不仅以哲学社会科学为基础，而且以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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