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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左”
的背后是把教育学视为教育方针政策学的指导思想。
这实际上是对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否定。
这种否定在“**”
中走向了极致。
（二）教育学中国化的总结和反思
1961年至1966年上半年这一阶段，我国的教育工作主要是贯彻调整方针，恢复以教学为主的正常秩序。
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教育部制定并颁布了大、中、小学三个工作条例（即“高校六十条”
"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
）。
这既为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水平创造了条件，也为教育学中国化探索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我国教育学的重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是1961年4月11日至25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的召开。
这次会议总结了文科教学的状况以及经验教训，讨论了文科教学中一些带有方针性的根本问题，强调要坚决贯彻以教学为主的方针，正确处理教材编选中红与专的关系、论与史的关系、书本知识和活知识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关系等。
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还批评了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的“乱贴标签”
的做法，使学者们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在这一年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对当时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各门学科的建设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激励作用。
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一个小**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到来的。
在全国高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召开后，教育学、外国教育史、中国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领域的专家和教师相继组成编写组，编写教材和讲义。
这一阶段我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集中反映在各学科领域的教材建设和有关教学参考资料的翻译、编写和出版上。
这些教材和参考资料的编写、翻译和出版，反映了当时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自然也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我国教育学的重建水平。
然而，不幸的是，随着“**”
的爆发，我国教育学研究者重建教育学的愿望和他们为此做出的巨大努力被空前突变的政治风云所粉碎。
四、中国教育学重建的结果
在对这个问题研究前，我们先看以下三个方面的数字：
第一，1949—1966年共引进国外教育学教材和著作48本，占整个20世纪引进数的9.1%。
1949—1966年引进3个国家，其中苏联46本，占95.8%;英国1本，占2.1%;美国1本，占2.1%。
1949—1966共有48位外国著者，有36位译者，外国著者占整个20世纪总数的10.1%;译者占7.0%。
第二，1949—1966年共编写了55本教育学教材和著作，分别占1949—2000年和1901—2000年国人编写数的2.4%和1.8%。
第三，1949—1966年教育学教材和著作引进数和编写数共计103本，分别占1949—2000年引进数和编写数以及1901—2000年的引进数和编写数的3.99%、2.9%。
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不仅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引进数和编写数、引进的国家数以及外国著者和译者数都在下降；无论是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引进，还是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编写，在整个20世纪，除“**”
十年外，所占比重都不大。
这自然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如何在20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给其合理定位?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也涉及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教育的基本评价。
限于篇幅，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本书不能系统展开。
笔者在这里只是强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我们不能仅仅从“量”
上去考量，而应考察其对中国教育学发展“质”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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