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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外国教育学在中国的重新引进（1977—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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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
后，邓小平同志恢复中央领导工作，并亲自负责科学和教育两大领域。
他对教育战线上长期禁锢人们思想并成为人们沉重的精神包袱的“两个估计”
率先进行批判，指出“两个估计”
不符合实际，要教育工作甩掉“两个估计”
的包袱。
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和同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
炮制的“两个估计”
》一文，教育战线上拉开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帷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更高、更普遍的原则上为解放思想开辟道路。
随着我国政治局势开始重新稳定，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始进行相应的拨乱反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从宏观层面对教育学相关研究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检讨，并达成了共识。
教育学研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对待教育学的古今中外问题。
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
会议讨论了1978—1985年的《全国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明确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提出了建立教育科学研究基地的初步设想，以及尽快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教育科研队伍的要求。
会议还提出了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明确提出了教育科学体系问题。
①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经历了新时期通过多种途径学习与引进外国教育学的浪潮。
这次浪潮使相对于西方教育学而言封闭了近三十年的中国教育学界重新睁眼看世界，看到了自己的贫乏、僵化和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形成的一些教育学基本科目，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教育评价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研究方法等得以恢复。
与此同时，从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中分解出来的教育概论、教学论、德育原理和教育行政、学校管理学等多门学科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而在内容更新的同时，使教育学学科呈现出由多门科目构成的学科群的结构形态。
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的这一次学习、引进热潮，对中国教育学界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需的，它所产生的效应首先是打破了学科领域的僵化与贫乏化的状态，使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群重新呈现出生气与希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学界在一系列教育理论问题的讨论、争论中，开启了教育学学科的恢复重建。
其中历时十年之久的“教育本质”
的讨论最具代表性。
在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学术氛围中，中国重启了对外国教育学的引进。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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