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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外国教育学在中国的批判引进（1957—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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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教育也步入了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教育理论。
1958年“教育大革命”
的发生使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受到批判。
1957年至1966年，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状况与上一阶段有了明显的不同，全方位“一边倒”
的方针在这一阶段变成结合中国实际，使教育学“中国化”
。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它承接了上一阶段对苏联教育学的大规模引进，同时也是后一阶段“**”
乃至“**”
结束后两年内没有一本苏联教育学著作被引进的前兆。
①1967年到1976年，教育学遭到破坏，外国教育学被全盘否定。
一、以教育学中国化为目标的引进（1957—1966年）
1956年至1966年，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56年至1960年，以“教育大革命”
为中心；二是1960年后开始的总结和调整。
这一时期，苏联教育学的引进逐渐弱化，其他国家教育学的批判引进相对增加。
（一）逐渐弱化苏联教育学的引进
这一阶段，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依然敌视，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矛盾逐渐加深，中苏关系不断恶化。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取消了一切对中国的援助，并撤走了所有苏联专家。
中苏关系的变化对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阶段苏联教育学在中国引进、传播最重要的背景是教育学“中国化”
的提出。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都指出，学习苏联不能盲目地学，不能照抄照搬，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进行学习；应该通过学习国外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从而创造出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中国自己的东西。
1956年5月，陆定一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报告会上指出：“学习苏联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教条主义机械搬运的方法会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
②《人民教育》1957年7月号发表《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的笔谈，阐述了孟宪承、萧孝嵘、胡守菜、高觉敷、左任侠、杜佐周、廖世承、欧元怀、张耀翔、张文郁、陈科美、沈白英、李伯棠等学者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意见。
有学者认为，我国教育科学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学的“中国化”
，只是简单地从苏联的教育学教科书中学习教育学，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达到先进水平。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学中也有进步的成分，我们不能仅仅学习苏联教育学，也应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情况；与此同时，还要批判地继承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家们的教育遗产。
①
教育学“中国化”
的探索由此展开，1957年，瞿葆奎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发表《关于教育学“中国化”
问题》。
曹孚在《新建设》1957年6月号上发表了《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1958年，孙陶林在《学术月刊》第8期发表《建立我国教育学，革新教育学的教学工作》等。
批判苏联教育学的教条主义，我国学者试图建立自己的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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