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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至1966年，仍有51本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被引进，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
这一阶段共引进了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51本，纵向看，我国引进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数量呈现出了递减直至零引进的趋势；1960年作为一个关键点，引进的数量急剧减少；1964年作为一个关键点，开始进入零引进期。
这一现象与中苏关系的破裂进程是直接相关的。
在教育学界最显著的反映是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
作为苏联教育学标准教科书的基础，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第一本被引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学著作。
在这一阶段教育学“中国化”
的背景下，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受到质疑，直至1964年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教育学”
，事实上这也是对苏联教育学的彻底否定。
从横向看，引进的学科门类与上一阶段基本相同，依然是以教育学专门学科和教育学元学科的引进为主，启动了学前教育和教育研究方法两门学科的引进。
单从学科引进的数量来看，教学法的引进数量依然是最大的。
这一时期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体现了如下特征。
第一，引进主体的转换。
这一阶段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依然受到政治的影响，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但是政府在引进过程中的干预程度有所降低，教育学研究者的能动性得到了发挥。
第二，引进的层次得到提高。
与引进主体转换相联系的是，引进的层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在教育学“中国化”
的影响下，教育学研究者的自主意识在增强，自觉地将引进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
正如1958年3月30日，柳湿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召开的教育科学研究者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教育科学必须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
①然而，中国教育学研究者的这种努力刚一开始就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夭折了。
第三，引进的目的有所变化。
上一阶段，引进苏联教育学的主要目的是为教学服务，随着中国教育学自身的发展，引进苏联教育学不再只是为教学服务，同时也为教育学研究服务，这一阶段，囫囵吞枣式的引进模式得到了改善。
除此之外，从引进的途径来看，这一阶段依然是以翻译出版苏联教育学著作、邀请专家开设讲座、派遣留学生等为主。
但与上一阶段不同的是，这一阶段不论是邀请苏联教育学专家来华的人数，还是做报告的次数都在大大减少。
1960年，在华的苏联专家全部被撤走，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人数也大大减少。
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而言，这一阶段国内教育学者对其展开了笔伐。
批判它不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批判它以书本、课堂和教师为中心。
如《人民教育》于1964年6月号发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
1964年，江西省教育学会在庐山举行讨论会，批判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
（二）其他国家教育学的批判传播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教育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为基本目标。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在文学艺术和艺术研究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
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开始反思前一阶段向苏联学习的经验和教训，开始较为系统地思考教育学在中国的建设问题，提出要对西方教育学重新认识。
同时，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我国逐渐弱化了对苏联教育学的引进。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增加了对其他国家教育学的批判引进。
在“教育大革命”
中，中央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教育工作方针，批判了教育部门的教条主义、右倾保守思想和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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