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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蜓科鉴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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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李四光运筹帷幄的地质学科学才能，他对当官素来缺乏兴趣，更没有官场人士必备的复杂心机。
这在他代理中央大学校长一事上最早得以体现。
1932年7月6日，面对一年内接连换了5个校长的中央大学，行政院特设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蔡元培被聘为委员长，顾孟余、李四光、周鲠生、俞大维、竺可桢、钱天鹤、张道藩、罗家伦和谭伯羽等为委员。
7月18日，行政院聘任李四光为委员会副委员长，同日，蔡元培提名李四光为中央大学校长。
7月20日，蔡元培致电李四光，请他速从北平南下接事，李四光同意一周内即赴南京出任副委员长，但他特别强调其并非“代校长”
，只是执行委员会各项计划，待校长正式任命他人后，自己仍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7月28日，李四光抵达南京，以其著名学者身份和薄弱政治背景，受到中央大学学生的热烈欢迎。
他态度谦逊，表示需赴上海和蔡元培商妥各院长及系主任人选后才能进行实际的整理工作。
最初尚属顺遂，李四光每日在校办公，主要进行准备工作，如确定学生甄别委员和各学院院长人选，考虑重新聘请教授事宜。
他极为谨慎，从不独裁整理事务，常到上海和蔡元培商量，并希望蔡元培来南京统筹。
但是，李四光逐渐发现中大是个烫手山芋，整理工作很不顺畅，首要问题就是教授的消极抵抗。
段锡朋代理校长时，中央大学曾向62位教授颁发了下一学年聘书，照例应聘者应于一月内交还聘书，不应聘者也应退还聘书。
但时至李四光代理期间，仅有20人送来聘书，致使教授聘任工作受到严重阻碍。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央大学因学生“驱段”
而被解散时，教职员连同解聘。
相当一部分教授非常不满，教授的对立情绪在学校进行整理期间仍然延续，李四光执行中大整委会决议的合法性因而也受到牵连——颇受质疑。
8月10日，蔡元培致函其他委员，称李四光因“实施甚为困难”
，已向行政院提出辞去副委员长职务，蔡元培也准备辞去委员长一职，并请所有委员集体辞职。
当天，蔡元培代表所有委员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提请辞职。
8月23日，行政院会议决议，准予蔡元培等辞去整理委员会委员、李四光辞去代理校长的职务。
李四光首先是一名学者，他没有能力和经验应付此时中央大学复杂的局面。
他在致胡适的信函中，**了自己的抑郁心绪：“关于中大事，惭愧极了。
我不能整理，也觉得无法整理。
一面是整委会，一面是老教授，一面是政府，一面是学生，四把尖刀好像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到南京上任后，终日活埋在人丛祸结中，找不到一条出路。
我想我是什么人，哪会干这种玩意儿，误人害己，罪恶难逃，想来想去，终只有辞职一途。”
做官不成，但是做学问，却是李四光擅长并热爱的。
而作为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理论建树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为卓著的，首先是人所共识的古生物蜓科鉴定法。
蜓，是一种潜海的单细胞动物，栖于海底，靠丝状伪足伸缩爬行，由于外壳酷似纺锤，国外称之为“纺锤虫”
，最早出现于石炭纪初期，曾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种属繁衍甚多，到二叠纪末期绝迹。
我国石炭二叠纪地层分布很广，对比研究各种各样蜓化石的形态和特征，确定它们种属演化的关系，是详细划分石炭二叠纪含煤地层，寻找和开发煤炭资源不可缺少的一种可贵依据。
所谓石炭二叠纪，是地质年代石炭纪与二叠纪的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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